■乔聚坤

就我而言，决定我人生命运的是高中三年。高中三年，不仅给我了丰厚的知识，还培养了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高尚的道德情操，让我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这一切都感恩于红色的将军楼。

原来的郾城一中又称郾城完中，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将军楼隶属高中部。将军楼建筑宏伟别致，如“工”字，我们称之为“工字楼”。楼不高，只两层，每层6个教室，两层共十二个教室。其中工字两头各占一个教室，中间四个教室，每年招生四班，每班不超人四十五人。

我读小学时就知道那房屋如“工”字，瓦是红的，听说还是苏联专家设计盖的。那时我就攒了一股劲儿，努力学习，将来就去那儿读书。1959年初中毕业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郾城一中。当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是何等兴奋啊，小小的一张纸看了又看。

我是1959年~1962年在郾城一中苦读的。

说苦读，也真是苦读。首先是那一腔蒸蒸日上的志气，心有鸿鹄志，来日上九天。惜分争秒，努力学习，争取上名牌大学。我的志愿是北大，毕业后留学苏联，所以我的俄语学得特别好。另外，我还想当作家，所以作文是班上写得最好的，凡课本古文我几乎全会背，还读了不少课外书。为练写作，我常给地方报刊写文章，且时有发表。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曾夜晚睡觉时头蒙被子举着手电筒在被窝看书，在每星期回家的路上背书是常事。

说苦读，还有生活之苦。高中三年，正是国家自然灾害的三年。最困难时，农村大食堂揭不开锅，学校里吃红薯秧、树叶、锯末、野菜合在一起放的窝窝头，每人一个，一个四两。最最困难时，曾一天只吃两顿饭，有同学得了浮肿病。但是在这样的困难中，我们都无怨言，体谅着多灾多难的国家，热爱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上好每一课，做好每一道作业。不知为什么，当我们一踏上工字楼，走进教室，就浑身充满了学习的力量。

我更敬佩我们的老师和校长，他们不仅在生活上以身作则，还那么认真教学，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别看他们走路慢腾腾说话声又轻，可他们一踏上讲台，两眼亮晶晶，声音如洪钟，用智慧的钥匙开启了知识的大门，让我们心明眼亮，激情澎湃，早把饥饿忘却了。从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校长乔松，一次次开大会鼓舞、激励我们说，困难是眼前的，总会过去的，要刻苦读书。

令我难忘的是，在这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成立了一只业余文艺宣传队。因为我们的学校是全面培养人才的学校，不仅学习课本知识，还有丰富的课外生活，组建了诸多兴趣小组。

我们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有三十多人，除了唱歌跳舞，还有曲艺戏曲节目。文艺宣传队的演员都是自愿参加的，我参加的是曲艺戏曲，除了说山东快书，还演戏。我说的山东快书大都是自编的小段，戏剧除了从小剧本里选外，还有自编的小戏。我自编小段大都反映我们学校的生活，有的幽默风趣，有的真实感人。有一次，我把我们的校长乔松都编进去了，惹得他直落泪。在小戏《三月三》里，我饰演王三麻子，因为投入，我演得很忘我，获得阵阵掌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有一支军乐团，这是全县绝无仅有的，它队伍庞大，乐器齐全，除了学校演出外，还经常参加县里的大型活动。

文艺宣传队的傅金全老师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他对我们真好，不仅关心我们的生活、学习、身体，还传授给我们艺术，他讲音乐讲戏剧，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宣传队的演员不仅没耽误学习，毕业后都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著名演员袁留柱上了军校，赵东方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周平均上了北师大，乐队王世鑫艺术院校毕业进了许昌越调剧团，1964年参加中南文艺会演，1965年在北京汇报演出，见过毛主席，如今与主席的合影像尚在。

郾城一中是培养人才的摇篮，红色的将军楼启迪了我们的智慧。

1962年，我们高中毕业，因三年灾害，国家调整了发展方向，由“大跃进”变作“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那一年不少大学停办，工人干部下放，大学招生锐减。特别是农村户口的学生，基本全部回家，我们180多名毕业生仅有一名被录取，其余全部回乡务农。

我们虽然全部回到农村，但三年高中扎实的学习使我们拥有了丰富的知识，这使我们一生受益。后来我们大都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有的当了民师后转为公办，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复读又考入大学，不少人在各自领域都成了拔尖人才。

我先当民师，因创作卓有成效被选拔到县文化馆，开始从事专业戏剧曲艺创作，端上了铁饭碗。后入党提干，从此走上了我喜爱的创作道路，这都得益于红色将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