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大至刚

《岳阳楼记》里的忧乐精神

记得不知哪位圣贤曾说过，唐人文章大都是抒情，宋人文章大多为寓志。 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就可以看出一种精神彰显。“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应邀写下《岳阳楼记》，距今九百多年了，但文中之精神，仍然不朽。 《岳阳楼记》文字写出之前，岳阳楼上的诗文已然不少，其中唐人之诗尤盛，最著名的有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之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等众多大诗人，都曾写下“岳阳楼”诗。 而这篇宋人的《岳阳楼记》，却力压一众唐人诗歌，成了这座名楼塔顶那颗金闪闪的明珠。 为什么呢？ 那就是，这篇文章真正赋予了岳阳楼一种精神——胸怀天下的忧乐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读到此，不由得让人感叹：无论是文体，或者是文中之精神，都深刻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服务国家、贡献社会的英雄气概。 欣赏《岳阳楼记》的同时，更需要当下人们理智地思考自己在国家中的站位，并勇敢地承担起自己肩上扛的责任。

杜荀鹤《泾溪》的人文内涵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晚唐诗人杜荀鹤的《泾溪》行文曲折，析理透彻。短短四行，包含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精妙的生命辩证。

从表面看，这首诗似乎不合常理：舟行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其实，诗中蕴含了深刻的哲理：险要之处，人们往往能够思想集中，小心谨慎，事故反而不易发生；平流无险的地方，却容易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因此常常“舟覆人亡”。这正如《吕氏春秋·慎小》所言：“人之情，不于山而于垤。”人不会被高山绊倒，却往往会被小土堆绊倒。 这首诗体现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示：在一帆风顺时，更要小心谨慎，切不可自满疏忽，否则会乐极生悲。一千多年前的《泾溪》明镜，至今仍光可照人。遗憾的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纵观历史和现在：“多少人闯过了惊涛骇浪，却在风平浪静处倾覆啊。” 曾国藩扬言的“上场当念下场时；盛时常作衰时想”，也是警示人们不能重蹈“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怪圈啊。 能“知止”者，是聪慧过人的人。知道“知止”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强大表现。能做到“识途，识重，识畏”，就是“内圣外王”的践行者。

读书与为官

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但真正让人欣赏和敬佩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 读了书做官总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既贬低了读书也贬低了做官；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 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慧心和觉悟啊。 古代的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夸说这种境界似乎是有点浪漫了。做官的曾国藩一生都是半天办公、半天读书，即使是在战事激烈的军旅之中也不废此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典范。曾国藩所读并非都是关于治国打仗的书，他悉心于哲学并且酷爱诗词。我曾经看到过曾国藩悼其亡弟的一副对联，叫做“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情意真切，情味浓郁，仅此短短一联，便可见他对于辞章乃至民间词曲的深厚修养，令人回味无穷。

而一代伟人毛泽东，同样有曾国藩的读书习俗。其中，让多少人汗颜的是：毛泽东的“卧榻”，既是堆积如山的书摊，又是博览群书的书桌。 实际上，越是置身于官场之中，越是需要读书来涤虑养心，察世悟道。 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这使人对古代的宦读人生不禁生出无限的怀想。 有人说，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无意中变成了治学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这也算是历史和命运的一种机巧吧。 一次，我有幸到一个显赫的“大家族”之住宅做客，那住宅可谓豪华极致，但我难生敬意，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没有书。不管做多大官、拥有多少财富，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一个暴发户而已。 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众生都能在尘世修炼中得证菩提，达到人的圆满与完善。正所谓“家藏太史书，座对贤人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