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幸福，男，生于1957年，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放到舞阳当过三年知青。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河南省供销学校，后在郑州大学上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担任市供销社下属公司经理，当选河南省青联委员，曾被评为河南省优秀青年经理，获“骏马奖”；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原漯河市分行（现为漯河市中心支行）融资中心主任和股份制企业总经理；现任河南省典当业协会副会长。喜读书，爱写作；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河南日报》、《漯河日报》、《作家天地》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0余篇，逾百万字，出版有《幸福在路上》文集。

舞阳豆腐

■孙幸福

路过舞阳县，总忘不了停下车来，吃上一碗热豆腐。

路边，树下，常见一辆简单的木车，车上木匣里放着或一方或半方豆腐，旁立一精明或是憨厚的生意人热情地招揽着来往的过客。

掀开包布，露出热乎乎白生生的嫩豆腐，在摊主黄铜刀子的切削下，菱形的薄块很快堆成岗尖的一碗儿；食客根据自己的口味浇上鲜红的辣椒汁和碧绿的香椿叶、韭菜花，再浇点儿芝麻酱，别说吃了，就是看看也令人垂涎；花上几毛钱，站着或蹲着吃上一碗儿，会辣出满脸的汗珠；嘴里吸着凉气，由衷地说上一句：“真过瘾！”

市里也有卖热豆腐的，似乎更洁白细腻，也更卫生点儿，但它滑嫩而没有筋骨，不大合我胃口；我独爱舞阳豆腐，说起来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

那是在1975年，响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和同学、伙伴32人下放到舞阳县吴城公社大王大队，“集体户”就安置在场边上的仓库屋里；住房东头，紧挨着村里的豆腐坊，每天清晨鸡还没叫时，做豆腐的蒙老头就起床开工了，满屋蒸汽，一炉红火，伴之风箱有节奏的呼搭呼搭声，就把一个村庄唤醒了。听惯了风箱声，如果哪天蒙老头因故没有开锅，我连黎明觉都睡不安稳。

那时的农村是真的贫困，一个大队五六个自然村，几千口人家，一辆豆腐车从上午转到下午卖不完几十斤豆腐是常事儿。我们知识青年还算幸运，下放第一年，国家按月发给15元生活费，队里分红分了四十来块钱，而且家长们知道农村生活苦，隔三岔五总要给几块零花钱，比起农民来说，我们的日子确实好过不少，让很多村民们羡慕不已。即便如此，也是整月不知肉味。我们下放时大多十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又好，一个个小馋猫似的，实在熬不了这“苦行僧”的日子，难免在月黑风高时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为肚子里增添一点油水。

鱼肉不可得，豆腐我所欲也。我们常常买点豆腐慰劳一下肚子。当地的豆腐以坚实和耐煮载誉四方，不是吹牛，称二斤豆腐用不着秤盘，用秤钩挂起来保证没问题；烧胡辣汤把肉和豆腐一起下锅，肉煮烂豆腐肯定不碎。就是这么坚实的豆腐，我和另一个知青曾一气吃下七斤半，足可证明舞阳豆腐好吃和我们肚里油水之缺乏。

三年后离开舞阳，先是上学，后是工作，十几年来，跑遍了大江南北，吃过各地形形色色的豆腐，都觉得不如舞阳豆腐好吃、感觉不到当年吃豆腐的那种香劲；于是，我想起了“豆腐是我命，见肉不要命”的笑话儿，也理解朱元璋登基后，时常怀念落魄时曾吃过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心情。

去年秋天，路过吴城，迫不及待地吃上两碗热豆腐，连价钱都没顾上问。可能以为我是外地人，又坐着小汽车，老板很“自然”地每碗收我两元钱，我笑了笑如数付了。

拐下公路，来到“第二故乡”，发现真的变了：那一间间低矮草房不见了，变成一幢幢青砖瓦房和有时代感的平房；那刮风尘土飞扬、下雨拔不起脚的土路没有了，变成了直通公路的环村柏油道。走进当年几个“关系户”家里，看到大人小孩都穿着质地式样不错的衣服，厢房中堆满收获的粮食，甚至当时掏出来带嘴的香烟；言谈话语中，还不自觉地流露出殷实的满足和富裕的自豪。

转眼日近中午，当我欲起身告辞时，当年的小伙伴，而今的几个村干部执意要留住吃饭。不见去人赶集、不见着意安排，不大功夫，竟也弄出七八个菜来，鸡鱼肉蛋都有，白酒啤酒齐全，当然少不了土产热豆腐。

回程路上，满地庄稼在小风中摇头晃脑、哗哗歌唱，似在歌颂今天富裕的生活，似在呼唤更加美好的明天。想着这些，我便陶醉在这份幸福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