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剑

电视连续剧《于成龙》中的主人公于成龙，胸怀社稷、心系民生、清廉淡泊、莅事忠勤的为官风范，热播时一度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

于成龙是山西人，45岁才踏上仕途，短短23年，三次被举“卓异”，由罗成知县做到了两江总督，实属大器晚成。在二十多年的为官生涯中，于成龙做过的“大事”、“奇事”很多，他怜贫苦、抑豪强、治盗贼、赈灾荒、清杂派、平冤狱、肃吏治，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福建不到一年的按察使（相当于检察长）任上，重审了惊动全国的通海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的人生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所谓“通海案”，是指当地渔民与台湾人正常往来而被判刑入狱的刑事案件。原来，顺治十八年，为了对付郑成功的反清势力，清朝政府下令：不许片帆入海。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许多无辜的渔民因此而被捕入狱。

康熙十八年，于成龙到福建上任的时候，福建省的监狱里关满了违反“迁海令”的百姓。他查阅案卷发现，通海一案，已定案的有350多起，待审的有3000起，涉案人员达6000多人。据他的前任按察使章吉仁所言，这些案子都是由按察使、布政使先审，再交给巡抚、总督，甚至康亲王重审，早已定了性的“铁案”。

按理说，面对这些“定了性”的铁案，于成龙接手后只需照办就是，只要朱笔一圈、手一挥，这几千名罪犯就人头落地了。但是，此时此刻，于成龙却体现出了一个官员的为政素养和卓越才能。总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怀疑精神。“迁海令”是朝廷法令，在一般人眼里，朝廷法令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是不能更改的。而于成龙根据实地调查，则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认为，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十八年，福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迁海令也应与时俱进。即便不废除该法令，官员执行时也应灵活掌握，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伤及无辜。否则，就违背了司法精神，进而会失去民心，增加不安定因素。

非凡勇气。要争取重审“通海案”的权力，可不是说说而已。于成龙的上面还有布政使章吉仁、巡抚吴兴祚、总督姚启胜、康亲王杰书，每一个关口他都得知难而上，据理力争。甚至要敢于在紧急关头，挺身犯险，破格办事。弄不好，他正三品的顶戴花翎就没了，他61岁的生命就终结了。但于成龙不怕，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觉得，用自己一颗脑袋换回几千颗脑袋，还是值得的。于是，在康亲王的军帐外，他长跪不起，以死抗争，充分体现了他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的非凡勇气，体现了他不计个人得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精明高效。于成龙平生的特点，一个是“廉”，一个是“能”。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更重视他的“廉”，而对其“能”有所忽视。其实，于成龙不是一个只会打嘴仗的花瓶，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能臣。面对繁杂的政务，他总能想到有条有理的解决办法。他常常微服出行，喜欢在实地考察上下功夫。比如，在剧中，他从黄浦村的案子入手，抽丝剥茧，迅速找到了通海案的突破口。没过多久，就把一桩大案审得水落石出。按照少杀多放的原则，无辜的人被释放，钻空子的人被惩罚，福建百姓欢欣雀跃，纷纷感念朝廷的恩德。巡抚吴兴祚称赞于成龙是“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申冤抑，案牍无停，不滥准一词，不轻差一役，而刁讼风息，扰害弊除”。康熙皇帝下旨：“于成龙清介自持，才能素著，允称卓异。”

宽厚爱民。于成龙心里装着百姓，装着将毕生所学造福一方百姓的理想。他心忧天下苍生，不昧“天理良心”，尽显爱民情怀。他在福建当“检察长”期间，发布了《简讼省刑檄》，要求下属各府州县，在农忙时节，一律不得受理民间诉讼。他发现朝廷经费缺少，监狱犯人的口粮普遍不足，饿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于成龙心里过意不去，就动员各地的官绅富户，捐助银钱，购买粮食，增加犯人们的口粮；捐助医药，为犯人们看病疗伤。这些举动，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于成龙说，作为“父母官”，就要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去爱护百姓，把百姓的饮食寒暖以及礼乐教化时时放在心上。这种爱民之心要真诚无伪，即使力不从心，事有掣肘，但只要有这颗真心在，哪怕只是一点一滴的作为，也都会化为百姓的福气。这些言行，都突显了于成龙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理念。

看着于成龙清癯的面容，破旧的官袍，我总会想到梅树，想到那一树溢香的梅花。这个集“廉吏”、“能臣”于一身的人，爱民如子，刚正忠勤，不忘初心，敢于担当。他是检察官中的佼佼者，是“民族的脊梁”，是“国家的良心”。我认为，时至今日，于成龙的为官品质和人格魅力，依然是复兴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光明之炬，永远代表着中国百姓对清流正气的一种渴望和诉求；于成龙胸有大爱、克己奉公的担当精神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悲悯情怀，仍然是今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作者单位：市实验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