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得到一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漯河人学普通话》一书，主编是漯河教育界的学者王耀宗和潘玲珂。在这本三十多万字的书籍里，编著者本着训练中小学生普通话达标的目的，从普通话的声韵母结合、声调以及变调、漯河方言读音与普通话读音的对应关系等基础知识进行分析、讲解，附加了大量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训练内容。据笔者所知，这是第一本系统地分析漯河方言与普通话对应关系、有理论阐述又有大量实例的语言学专著。笔者相信，这本书对于漯河乃至周边地区中小学生普通话水平的提高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知道，我国是个多方言的国家，八大方言区（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合并的话为七大方言区）各有各的语言特点，不同的方言区在口语对话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区别大的甚至会被误认为不是一种语言。在国家层面推广一种国人都能听得懂的话，对于语言交流、文化传承、国家稳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真正推广起来又有人担心：方言有各自的地域特点，大家都说一种话，会给地方方言带来灭顶之灾，断送了汉语的多样性。所以，普通话自诞生之初，就有普通话的“生”是以方言的“死”为代价的说法。普通话自1955年开始推广到现在，在东部、南部方言成分复杂的地区仍然问题多多、困难重重，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历史上早就有了普通话。我们在不同场合听到或者看到的国语、官话、华语即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普通话”。

至于方言，其历史应该远在普通话之前。因为，如果没有多种方言的存在，普通话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

早期的社会人，一个群居聚落内部，人们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增强生存技能，自觉地生活在一起，语言的交流应该是无所不能、没有隔阂的。但是，相邻聚落的人因为生活环境长期隔离，相互之间缺乏交流，就有可能产生交流的障碍。比如，这个聚落的人把打制的锥形器叫铲，另一个聚落的人偏偏把它叫作锛，这个简单的区别我们的理解就是方言——不同地方的语言。各个聚落如果都老死不相往来，也就没有不同区域语言的交流，然而事实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同的聚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加入交流的聚落群体越来越多，交流的障碍也越来越大，于是乎大家都讲一种相互能听得懂的“普通话”也就成为必需（不同语种之间的区别不在此讨论范畴）。

问题是，推广普通话会不会导致方言的消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汉语的发展史有些简单的了解。

我们知道，汉语言历史上有几次大的飞速发展、丰富膨胀过程，每一次汉语言词汇的丰富发展都源于外来文化的进入和科技的传播：丝绸之路打通，中东乃至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原，于是我们有了“葡萄、胡萝卜、麦子、核桃”，佛教从南国由僧人带入中国，我们有了“觉悟、绝望、报应、无量世界”，伊斯兰教进入中国，我们有了“自我、本分、灵性、威权主义”；西方文艺复兴、现代科学技术进入中国，我们有了“油画、哲学、微积分、解剖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我们有了“微信、网站、云储存、万物互联”。同样，汉字进入日本、韩国、越南，他们不但各自从中华文明中获得滋养，提升了国民文明素质，更由于汉字的示范作用，他们才据此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可以说，正是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浸入和相互交流，才使汉语成为当今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才使汉字成为世上唯一传承几千年而不绝的文字。

方言之与普通话的关系也是如此。多姿多彩的方言用语丰富了普通话的词汇，普通话的推广反过来又为方言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方式的选择。英语中有一个词have，被称为万能动词。汉语中也有个类似的词叫“做”。同样是“做”的意思，东北话叫“干”，上海话叫“搞”，河南话叫“弄”，漯河话叫“怼”。同是“怼”，舞阳发音为dei，郾城发音为dui。这就是方言的奇妙之处。正是由于方言的如此多姿多彩，才成就了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些遗产无一不是建立在地方文化、地方方言的基础之上。同为语言艺术的相声和小品，相声因为发源地在天津，它的普及为天津方言和北京地方方言的弘扬做出了贡献，“干嘛、麻溜儿、逗你玩儿”等词汇为国人所熟知；小品滥觞于东北，“忽悠、干哈、没咋地”等东北词汇随着小品走向了全国。难以想象，没有任何地方方言元素的文学、文艺作品，和智能语音机器人发出的单调、干巴的语音有什么区别。

漯河处于中原腹地，而中原历史上就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和辐射点，历史上的唐、宋官话基本上以中原地区语言为基础。元代以后，我国的政治中心北移到北京，但北京语言与中原地区的语言仍然有难以割舍的关系，以至于1955年制定普通话标准，在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标准音时，开封语音以一票之差让位于北京语音，可见中原地区的语言影响之深远。

如果进一步考究漯河的方言，除了同属于北方方言区，与普通话有很多共同点外，还会发现不少异于普通话的地方。大的表现在语音上部分声母混淆，比如“吃饭”读成“跐饭”，“所以”读成“说一”，“厕所”读成“拆说”。部分韵母混淆，比如“阴谋”读成“阴木”，“隔阂”读成“该害”，“颜色”读成“颜晒”。声调的变化和儿化音的多样，则表现在有着更多的去声和儿化音位置的不同。至于因为语境的不同引起的声调的变化更是五彩斑斓。大处说，有大量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词汇，这也是最能体现方言特色和地域文化的地方。很多方言研究工作者倾注很大的精力，也难以弄清其体量和内涵。比如，口语中的某个词有明确的读音和表义，但具体用哪一个汉字来表示却没有定论或者为多数人所不知。如果工具书上有现成的答案还好说，比如同样表示长度的：一只手叉开，最远的两个指头之间的距离我们叫拃（音闸），两臂张开的距离我们叫庹（音脱），反胃呕吐普通话叫吐，我们叫哕；有的工具书上没有现成的用字，我们可以根据其意思去寻找，比如，办事磨磨蹭蹭我们叫熬磨，大人反复地、不厌其烦地教导小孩，我们叫百嚄（音bāi huo）；碰到有的词语用字就比较难以定夺，比如形容人或者动物猛的一下子翻身，音julong，形容食物盐分少，普通话叫淡，我们叫zen，衣服褶皱多，我们叫kuchu，用手将衣服等敷贴平整的动作，我们叫bula。这些词都用什么字表示，可能就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漯河人学普通话》针对的读者群是在校的中小学生，所以编者编著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足了功夫。这是该书的亮点。实际生活中我们注意到，除了中小学生，更多地需要学习普通话的是不具备基本语音知识的市民，比如经常外出公干的干部、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等。如果能为这类群体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口袋书或者电子书，应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笔者设想，这本书应该具有可以随时翻阅或者听读、具有《漯河方言词典》功能，撇开枯燥的语音学知识，直接介绍方言词的写法、方言词的普通话发音，特别是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读音对照，既具权威性又不失风趣，让人们乐而好学等特点。

对此，我们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