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颖勇

家里的一部录音机已经放置多年了。由于长期不用，录音机上蒙了一层灰尘，还占地方，几次搬家，我一直舍不得扔掉。送人吧，别人也不稀罕，可是放着它已经没啥用处了，这次5元钱卖给一个收旧家电的。虽然处理掉了，心里却怅然若失。

小时候，对于录音机，我向往已久。在电影里，我看到只要利用录音机就能把声音录下来，就能侦破案件，我就想，要是有个录音机多好。在上初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了学校的读书演讲比赛。校长从乡政府借来了一台录音机，把每个选手的演讲现场录音，我的演讲也录了。我在台下听着演讲，看着老师按键录音、播放，羡慕得不得了，也连着高兴了好几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外电子、电器产品涌入了中国市场，“三转一响”走进了人们生活。年轻人赶时髦，烫头发，身着喇叭裤，车子上带着录音机，边走边播放港台歌曲。“虽然已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儿你不要采……”录音机里播放的邓丽君歌曲缠缠绵绵，听了给人不一样的感受；“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高亢强烈的《黄土高坡》摇滚歌曲给人一种震撼的力量；“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和小孩子都通过录音机，学会了演唱流行歌曲。

1988年，我考上了师专，在英语系学习。为了培养听力和语感，掌握标准的英语和美语发音，老师要求新生人人都买一台录音机，让我们跟着磁带学习。当时双卡双带的一部录音机要一千多元钱，一般单卡的也得七八百元。

回到家，我给父母说了我们学习英语需要录音机的情况。 母亲说：“不管要多少钱，想办法吧，把家里存的玉米卖了，家里的高粱也快熟了，高粱打下来卖掉。攒够了钱，也买个录音机，只要对学习有帮助，人家有咱也得有。”

听了妈妈的话，我很高兴。周末时间里，我把挂在树上的玉米棒子取下来，剥成籽，收拾干净，拉到粮所里卖了。一次卖30多元，连续几次，家里的玉米卖完了，也只是凑够了200多元，简直是杯水车薪。

一个月后，该收秋了。“十一”假期里，我回家收秋。我拉着架子车，到了高粱地里，一干就是半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的膀子又黑又红。妈妈弯着腰，头顶烈日，一直不停地干，天黑透了，我们才从大北地回来。又往返三趟，才把高粱全部拉回家，放在院子里，打成籽后几袋子高粱总共卖了70多元，但离买一个卖录音机的钱，还差很多。

后来，我调换了专业，去历史系学习，也不需要录音机了，可录音机一直是我心中的向往。

毕业后，我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工作，当时工资低，也就一百多元。我用积攒了几个月的钱，花费五六百元买了一台录音机，也算是奢侈了一回。我一直梦想自己能有个录音机，终于实现了。

我用它收听新闻，用磁带播放流行歌曲。为了上好一节公开课，我把录音机放到教室里，把我讲课的过程全部实录下来，播放几篇，听了再改，反复录制、修改、调整。有了它，确实给我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很大方便。

节日里，学校搞集体活动，各班要开联欢晚会，老师和学生就提前向我预约，要用我的录音机播放伴奏带。

时代在发展，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不久，录像机、影碟机的出现，年轻人结婚开始买全套的家庭影院设备，学校也添置了多媒体多功能教学设备，建立了多媒体教室。录音机不久就被MP3、MP4代替了，我的录音机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随着数字传输和网络媒体的出现，智能手机集录像、录音、照相、视频语音等多功能为一体，简单，便捷。录音机已经被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