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靖琦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那是一个寂寥的秋日午后，六个神色各异的囚犯站在晃晃荡荡的囚车里，在密密麻麻的百姓注视下走向刑场。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不知名的刽子手，砍下他们的头颅，鲜血淌出，舔舐着大地。人潮不久退去，徒留西鹤年堂的旗帜在风中招展，一切好似没有发生过。

这是一百多年前“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的故事。关于这个故事，以及维新变法的前前后后，李敖先生以历史为基础，加上小说的虚构手法，在《北京法源寺》这本书中为我们精彩详细地展现了出来。小说以北京法源寺为背景，讲述了一段风云际会的晚清历史，塑造了一个个高尚且具有牺牲精神的人物形象。李敖先生用小说的笔法把这些人从遥远的历史中拉近，让一个个青年变革者的形象愈加生动鲜活，如在眼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大变局时代，这些理想青年的言行与选择，让我敬佩，让我追怀。

如今，人们对于百日维新的记忆似乎不甚清晰，更多的是在意它的失败，总结出“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教训。人们不太关注维新志士们精神上的崇高与伟大，忘记了它对当代中国的启迪意义。

“大变局时代，读书人的真正出路不在应试做官，而是以行动救世，甚至不惜舍身成仁。”在腐朽黑暗的清朝末年，康、梁、谭等一批不走寻常路的青年才俊，抛下《四书五经》，放弃科考做官，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他们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与顽固派斗争，他们启发了民智，为一潭死水的中国注入新鲜的活力。就拿我最敬重的谭嗣同为例，他身为封疆大吏之子，遍稽群籍，广结天下友人，游历中国，渴求做成一番事业。在康、梁的感召下，他参加变法维新，失败后本有机会逃往日本，却坚守北京、慷慨赴死，借顽固派的屠刀完成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鲜血照亮中国前进的道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他的狱中题壁；“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他的刑前呐喊。谭先生用33岁的短暂年华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激励了此后无数的青年读书人——在理想的道路上要不畏强暴，坚定自我，时刻以天下为己任，用大智大勇大慈大悲绽放生命的光芒。

进而，我想到了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只是个开始，改革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国家的建设需要年轻人接过重担，未来的世界是属于“90后”“00后”的。我们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更要做出选择，是继续读死书混文凭混吃等死浑浑噩噩一辈子，还是真正心怀大梦，以实际行动励精图治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放眼当今，很多青年事实上并不像100年前那些年轻人那样充满了理想与热情，他们愈来愈沉溺于自己的世界，缺乏感知周遭的能力，他们沉沦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与物质欲望膨胀的虚无中，颓废、封闭、麻木、扭曲，游戏、直播、追星、二次元、玄幻小说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攀比虚荣随波逐流的风气肆虐。这似乎与新时代对青年人的要求背道而驰，国家的未来是不足以托付在这些人手中的。

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下，更需要人们重读《北京法源寺》这部经典，去感受我们的前辈们为社稷苍生操劳献身的决心与勇气，在追怀与自省中重燃心中的火花，为当今中国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贡献力量。

百年的历史倥偬而过，唯有历经风雨的法源寺屹立在那里。他像一位冷眼旁观的老人，从时光的深处缓缓走来，不声不响地注视着一个个王朝地孕育、产生、成长、繁荣、衰亡、幻灭，也注视着一个个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在困境中披荆斩棘，或成功，或失败，或湮没于历史的缝隙，或流传于后人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