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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3日 星期

父亲的放映机


■特约撰稿人 朱 超

沙河流经北舞渡镇,身子一弓,留下几字形的巨大河湾。河湾如同臂膊,怀抱着散若星辰的村庄,朱家庄便是这繁星中的一枚,不甚耀眼,也不出众,沉默着日出,安静地日落,一年又一年。

河湾中的村庄相距不远,狗叫和鸡鸣声彼此相通。然而,生性寡淡或是不喜走动的村人,大抵一生也去不了几个村庄。父亲和我本是一对木讷父子,如果不是放电影的缘故,大概也不会走遍河湾。

父亲高中毕业后,爷爷托人从上海买回一台彩色电影放映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连黑白电视都少见,电影更是大家少有的娱乐项目。父亲迷上了放电影,在十里八乡往来穿梭,忙得不亦乐乎。起初是和村里相熟的伙伴一同奔走,一辆架子车放上机器,广播、幕布、发电机、稳压器,连同细小零碎,满满当当。晚饭通常是不吃的,趁着黄昏找好场地,扯好银幕,喇叭里放上几首暖场乐曲,夜色也就降临了。故事片放在前边,节奏缓慢,聚拢人气。眼看着场子里乌压压一片,人越聚越多,平房上院墙上砖堆上树杈上全都挤满了观众,第二部枪战片就该开场了。通常是抗战片和港片,偶尔也有歌舞片和戏曲片。那时的世事,仿佛简单明了,一部普普通通的影片就能给人酣畅淋漓的艺术享受。不管是八十老者还是三岁娃娃,都沉浸在夜幕下浓烈的观影氛围中,踏实而又美好。

在往来寒暑中,日子一张张翻过,父亲的放映机终日繁忙。方圆左近,东西两庄,红白喜事,孩子上学,老人过寿,都少不了两场电影。当初陪同父亲放映的几位叔叔,也都相继成家,我成了父亲忠实的跟班。从七八岁跟着看热闹,一直到二十岁上大学,我的成长岁月,恰恰是露天电影的消亡史。这样说未免残酷,可我的确是见证了农村电影从万人空巷到门可罗雀的大半个过程。从一九八六年到二○○八年,二十二年间,父亲放映过不下一千五百场电影。我从来没问过他对于农村电影式微并最终淡出人们视线的感受,但我知道,他一定是伤怀的。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很多事情就这么悄然隐入历史的尘埃中,只留下些许残影供人凭吊。现在回想起那段放映时光,更多的是一种欣然。

多少次,我踏着夕阳放学回家,父亲正往车上装放映机。见了我,说声“准备出发”!我便扔下书包,抓起半块馒头,跟车而去。一路上,与村人不停碰面:“这是往哪村演呐?”“今晚演几场?”“四场?谁家恁瓷实!”

到了目的地,找好适合放映的场子,就开始扯银幕,通常是扯在两棵树之间。银幕绳的一端系着铅块,父亲精准一抛,绳子越过树杈就落在手边。升起银幕,村里的孩子就到得差不多了。放上几段豫剧《朝阳沟》或是《风雪配》,老年人也搬上凳子出了门。夜幕降临,大家随着剧情时而大笑,时而惋惜,认真的劲头儿像是又回到了学堂。

如今,父亲的放映机落满了灰尘,放置在储物间的一角。有时想起,他也还是会去擦拭一番,可终究不再用它。许多事情都有它的时序,什么时候该生发壮大,谁也阻挡不了。可过了那阵儿要衰弱,退场了,也没人能够挽留。不光是电影,遗落在过往风烟中的人事何止万千?不必过分唏嘘,该迎接的迎接,该告别的告别,哪有百日红花常开不谢呢?

有时,我还会想起那些年电影散场后的情形,觉得依然亲切:冬夜的篝火释放着腾腾热气,我巡视全场确定没有落下什么重要东西。主人家酒菜已摆好,盛情邀约。父亲拉着车喊一声“走了”!我便欢快地随他去酒桌上,享用我的花生米了……

■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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