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朱 超

沙河流经北舞渡镇，身子一弓，留下几字形的巨大河湾。河湾如同臂膊，怀抱着散若星辰的村庄，朱家庄便是这繁星中的一枚，不甚耀眼，也不出众，沉默着日出，安静地日落，一年又一年。

河湾中的村庄相距不远，狗叫和鸡鸣声彼此相通。然而，生性寡淡或是不喜走动的村人，大抵一生也去不了几个村庄。父亲和我本是一对木讷父子，如果不是放电影的缘故，大概也不会走遍河湾。

父亲高中毕业后，爷爷托人从上海买回一台彩色电影放映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连黑白电视都少见，电影更是大家少有的娱乐项目。父亲迷上了放电影，在十里八乡往来穿梭，忙得不亦乐乎。起初是和村里相熟的伙伴一同奔走，一辆架子车放上机器，广播、幕布、发电机、稳压器，连同细小零碎，满满当当。晚饭通常是不吃的，趁着黄昏找好场地，扯好银幕，喇叭里放上几首暖场乐曲，夜色也就降临了。故事片放在前边，节奏缓慢，聚拢人气。眼看着场子里乌压压一片，人越聚越多，平房上院墙上砖堆上树杈上全都挤满了观众，第二部枪战片就该开场了。通常是抗战片和港片，偶尔也有歌舞片和戏曲片。那时的世事，仿佛简单明了，一部普普通通的影片就能给人酣畅淋漓的艺术享受。不管是八十老者还是三岁娃娃，都沉浸在夜幕下浓烈的观影氛围中，踏实而又美好。

在往来寒暑中，日子一张张翻过，父亲的放映机终日繁忙。方圆左近，东西两庄，红白喜事，孩子上学，老人过寿，都少不了两场电影。当初陪同父亲放映的几位叔叔，也都相继成家，我成了父亲忠实的跟班。从七八岁跟着看热闹，一直到二十岁上大学，我的成长岁月，恰恰是露天电影的消亡史。这样说未免残酷，可我的确是见证了农村电影从万人空巷到门可罗雀的大半个过程。从一九八六年到二○○八年，二十二年间，父亲放映过不下一千五百场电影。我从来没问过他对于农村电影式微并最终淡出人们视线的感受，但我知道，他一定是伤怀的。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很多事情就这么悄然隐入历史的尘埃中，只留下些许残影供人凭吊。现在回想起那段放映时光，更多的是一种欣然。

多少次，我踏着夕阳放学回家，父亲正往车上装放映机。见了我，说声“准备出发”！我便扔下书包，抓起半块馒头，跟车而去。一路上，与村人不停碰面：“这是往哪村演呐？”“今晚演几场？”“四场？谁家恁瓷实！”

到了目的地，找好适合放映的场子，就开始扯银幕，通常是扯在两棵树之间。银幕绳的一端系着铅块，父亲精准一抛，绳子越过树杈就落在手边。升起银幕，村里的孩子就到得差不多了。放上几段豫剧《朝阳沟》或是《风雪配》，老年人也搬上凳子出了门。夜幕降临，大家随着剧情时而大笑，时而惋惜，认真的劲头儿像是又回到了学堂。

如今，父亲的放映机落满了灰尘，放置在储物间的一角。有时想起，他也还是会去擦拭一番，可终究不再用它。许多事情都有它的时序，什么时候该生发壮大，谁也阻挡不了。可过了那阵儿要衰弱，退场了，也没人能够挽留。不光是电影，遗落在过往风烟中的人事何止万千？不必过分唏嘘，该迎接的迎接，该告别的告别，哪有百日红花常开不谢呢？

有时，我还会想起那些年电影散场后的情形，觉得依然亲切：冬夜的篝火释放着腾腾热气，我巡视全场确定没有落下什么重要东西。主人家酒菜已摆好，盛情邀约。父亲拉着车喊一声“走了”！我便欢快地随他去酒桌上，享用我的花生米了……

■流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