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聚坤

一个人有物质世界，还得有精神世界，缺一不可。

1962年我高中毕业，回村当了农民。按说一个农民不需要看书，只要种好地就行。可我这个读惯书的人一离开书心里便空落落的，精神上饥饿，需要精神食粮。没有书，我觉得活在世上就没有意义。为了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就到处找书。那个时代物资匮乏，文化方面也贫瘠，偏僻乡村读书人极少，哪里有书？当然，新华书店里有书，可没钱买呀！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我了解到我们胡同北头的李幼敬爷爷家里有藏书，但我也知道老人家很珍惜他的书，一般不外借。当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每天除劳动外还读书、练字、写日记，我对老人十分敬畏。

怎样才能取得老人的信任、借出他的书呢？他有一个孙子，长我两岁，叫李庭瑞，喜欢文艺，爱拉弦子。我也爱好文艺，就常去找他玩，在一起拉拉唱唱。

为了取得幼敬爷爷的信任，我到他家如到自己家一样，帮老人扫地、烧锅、打水，天长日久，他喜欢上我了。这个时候我才提出借他的书看。幼敬爷爷说：“我看你是读书人，借给你，要好好爱惜书。”就这样，我在他家借出了四大名著，一一读完。老人家还教我查《康熙字典》，把他珍爱的线装本《康熙字典》借给我。在他家我还读到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本书，是1950年出版的，繁体字，竖排。

我读书的另一个途径是到县文化馆图书室借书。因为我在学校就喜欢创作文艺作品，回村后也未丢下，成了县文化馆的业余作者。

业余作者每年可到县里开几次创作会，住县委招待所，吃白面馍。对于一个整天吃红薯面的农民来说，这真是天大的享受。如果作品好，能留下修改本子，让宣传队或剧团排演，和演员一起演出，甚至参加省、市会演，那更是了不起的事。

更有幸的是，业余作者可以在县文化馆的图书室借书，别人一次只能借一本，而作者可以借两本，借阅时间还可以延长。我每次都借两本。在家那些年，图书室的书我看了不少，有唐诗、宋词、古代散文等。

有书看我就不觉得农业劳动单调乏味了。我随社员一起上工，锄地、挖沟，社员干啥我干啥。不一样的是，每天休息，男社员聊天、卷烟吸，女社员纳鞋底子、纳袜底子，我却拿出书躲在一旁看。进入书的世界，疲劳烦恼顿消。

农村最忙的是收麦打场，但我有读书瘾，割麦也带着书，割着麦背着唐诗，哪句忘了再看看随身带的书。

除了读书，我还要写作，见什么写什么。我在学校常给县报投稿。1962年县报停刊了，我就给广播站写广播稿。那时候农村不少家庭安有小喇叭，不仅可以听新闻、戏剧，还能收听天气预报。我写的大都是好人好事、新人新事，特别爱写人物——好队长、好会计、好保管等，把我们队的男男女女几乎写遍了。这些稿件大都被广播站采用，我成了县里写广播稿的先进分子，被评为模范通讯员。

给广播站写稿还有稿费，5角、7角、8角，最高的1元。有一个月我领了5元钱。现在看来5元钱不算什么，但那时候钱金贵，1角钱能买5个鸡蛋，5分钱能买一个烧饼，6角钱能买1斤猪肉。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还分不到几块钱呢。

我除了给广播站写广播稿，还给村业余宣传队写剧本。我写的大戏《逼债》拿给公社党委书记看后备受赞赏，在全公社各村巡回演出。

我就这样不停地读书、劳动、写作。后来村里聘请我当民办教师，更给我读书、写作创造了条件。天道酬勤。1973年我写的河南坠子《都满意》在《河南日报》副刊头题发表，几乎占了半个版面。县委书记看到后在县里的会议上表扬了我，并把我调到县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

进入县文化馆工作后，我才有了自己的书架和藏书，读书生活更充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