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春天是植树造林的美好季节。在我国，植树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人重视植树，心植希望，切盼花开。

古代重视植树

我国历来重视植树造林。相传舜帝时便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部部长”。夏禹时出台了保护林木的法规，“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西周时，特设山虞、林衡之职管理山林，并规定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同时宣布“不种者，无椁”（即不种树者死后不给棺材），以调动民间植树的积极性。春秋时期的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提出：“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以这么优厚的待遇笼络植树能手，可见当时对植树造林是何等重视。

北魏时，国家取消了山泽之禁，给百姓分田植树，并明确规定：“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有了这样的硬性考核指标，民间植树蔚然成风。

在植树造林上，隋炀帝也是个有识之士。开挖大运河时，他诏令民间种植柳树，每成活一棵就赏细绢一匹，以至于“种榆树、柳树，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唐朝皇帝则下令驿站之间均植树木，“以荫行旅”。到了宋代，宋太祖为鼓励植树，规定垦荒植树者可以不缴田租，植树成绩好的官吏还可以晋升一级。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一即位就诏告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以农桑为本。”他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20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当时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谁敢“非理砍伐”，一概按律治罪。

明清时期，植树的规模更大了。明太祖朱元璋以农桑为国之本业，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清朝时，朝廷也要求地方官员劝导百姓植树，并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

古人诗词中的植树情结

古人勤于植树，树木造福于古人，因而激发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意，他们常在躬亲实践的同时，对喜爱的树题诗吟咏。于“树海诗林”中漫步，别有一番情致。

2500多年前的《诗经》记载有人们植树的情况：“树之榛栗，椅桐梓漆。”说的是卫文公徒居楚丘，始建城市，打造宫室，种有榛、栗、椅、桐、梓、漆。那时人们植树既是美化环境，更是方便使用。当时，在黄河流域较大规模的果园里既有种桃、李、枣等果树的，也有植桑树的。先人把桑与梓栽在墙旁宅边，以供养蚕，维持生活，并作为遗产留给子孙，促进了当时桑业的发展。《魏风·十亩之间》中这样写道：“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东晋陶渊明不仅喜欢菊花和兰花，还非常热衷于植柳。他归隐后就专门在房前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植树热情在他的诗词里可见一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都喜欢植树。杜甫住处附近的景色是“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据史料记载，杜甫因战乱流落四川成都浣花溪时，曾向住地熟人索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就是生动的写照。

素有“柳痴”之称的柳宗元，被贬柳州刺史后，在柳江沿岸种了很多柳树，故有“柳州柳刺史，种树柳江边”的说法。

白居易在任忠州刺史时，常把植树造林当大事与发展远景来实施，他写诗咏道：“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逐不去，好鸟亦来栖。”

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曾主持筑起至今闻名的西湖长堤——苏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使西湖平添了“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间柳花”的美妙景象。他谪居黄州后，在南门外建起一座东坡学堂，并在周围种满竹、枣、栗以及黄桑、细柳等树木。

公元1148年，宋代理学家朱熹被任命为同安县主簿。他到任后得知，同安与南安交界处的小盈岭形成风口，这里流传着“传溪七里口，无风沙自走”的民谣。后来他了解到四季常青、冠幅庞大的榕树可防风固沙，于是带领百姓在此山坳处种下了榕树苗。同安县的洪塘郭山村历史上水土流失严重，朱熹体察到这里实情，便要求村里百姓种植耐旱、耐贫瘠的马尾松，他还亲手在郭山岩顶上种下了一棵马尾松，相传这棵松树历经八百年依然苍劲挺拔。后人在此地坚持植树造林，终于使这片秃岭荒山成了一片古松林，并留下“月照松林”之景。

古人的植树情结，深厚饱满，在古诗里植树，春意盎然，棵棵都是那样的茁壮。栽种绿色，种下了生活的美好，也种下一年的希望。据《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