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
革命形势进入低潮
1927年6月，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召开后，冯玉祥在河南开始了“清党”、分共。6月15日前后，河南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8日，冯玉祥采取了统一军权、党化教育、刷新吏制等6项治豫措施，改组河南各级国民党党部，组织黄色工会，实行强化政治统治的乡村教育。因此，河南的革命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6月28日，冯玉祥签署命令，首先开始清理军队中的共产党人，下令凡共产党派来的政工人员一律撤职，并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接着，冯玉祥认为河南的国民党是共产党控制的，必须改组和清理。他说“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国民党省党部执行了一项引起后防混乱的错误政策”，并改组了省党部，组成了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分子占多数的右派党团。他们派遣委员分赴各地筹备改组党部，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清理，驱逐共产党员。同时，对原党部领导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及工会等，强行接管。
冯玉祥还下令停止一切民众团体活动，并派出大批改组委员，改组一切民众团体，让工贼占据工人的组织。工人领袖多数被指为共产党员，或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冯玉祥在农村扶植和拉拢封建地主控制的枪会武装，对抗农民中的革命力量，还派大批密探监视共产党在农村的活动，下令解散农民协会，逮捕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00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在河南各地的领导人被通缉，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离开河南，革命形势处于低潮。
革命运动重点走向农村
河南的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后，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矛盾还没有消除，国民党省当局还没有从根本上掌握全省各地的政局，在一定时期内，各地的政治势力出现了不平衡。因此，漯河地区的党组织利用一切条件，继续做了一些党的发展和农民运动的工作。
临颍支部在谷迁乔、韩光甫带领下，由城内走向城外，先后在王曲、繁城、黄连城、程庄、高宗寨等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和学生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为进一步加强领导，更好地应付将来可能激变的形势，根据河南省委的指示，8月23日，谷迁乔在城北七里头村自己家里秘密召开全县党员代表会议，到会党员60多人。会议决定成立临颍县委，选举谷迁乔为书记，程守道、张向明、牛天章、刘晋、牛文昭、刘海旺、李彭年等9人为委员。同时还决定成立东南、城西两个区委和夏城、吕家、黄连城、岗张、高宗寨、巨陵店、菜园刘、北七里头、城内职业学校等13个党支部及程庄党小组。同时，会议决定党内同志准备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临颍执行委员会，取得合法身份；继续搞好农民运动，开展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宣传活动；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的力量。
临颍县委成立以后，根据临颍国共合作暂时没有破裂，社会进步人士同共产党仍保持紧密联系这一情况，决定帮忙成立国民党临颍县执行委员会。9月，国民党临颍县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县城天主教堂举行，到会代表200余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有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大会选举谷迁乔、周仿溪等13人为临颍县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除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龚世卿为国民党党员外，其余12人均为共产党员，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妇女部长、青年部长等职务，实际上牢牢控制了县执委的领导权。临颍县委以国民党县执委的名义公开发表宣言和告民众书，鼓励学生和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勇敢投身革命，把学运、妇运以及破除迷信、妇女放足、减轻赋税等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当时，临颍县委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工作内容主要是发动农民斗土豪，分田地，使耕者有其田。为此，临颍县委派人分别深入东南区和城西区的一些村庄，通过个别交谈、印发传单、互相串联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启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进行斗争。他们在编写的一些革命歌谣中写道：“农民生活真可怜，杂差出不尽，钱粮纳不完；种地没饭吃，织布无衣穿；钱粮送不到，抓你到南监；老少皆啼哭，无处申屈冤；拿起锄头和镰刀，砸烂旧世界，穷人才能把身翻。”
这些歌谣是农民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激发了他们的阶级感情，从而形成了东南区和城西区两个农民运动中心，成立农民协会13个，参加农协的会员有5500余人，并且从中选出思想进步、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1100名积极分子，组成了临颍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敢死队”。“敢死队”拥有长（短）枪5支，手榴弹1000多枚，大刀200把，长矛700柄，形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农民协会成立后，临颍县委积极发动贫苦农民，把斗争矛头指向土豪劣绅。吕家村和岗张村的农民往日见了本村的大财主就得笑脸相迎，唯命是从，不敢说个“不”字，如今扬眉吐气，公然敢于同他们算账，斗得土豪威风扫地。夏城农民协会接到一农民的口信，说他借一地主5枚银圆，月息很重，请求农民协会做主。于是，农民协会立即把该地主传来，当面训斥：“农民协会规定，借钱只有年息，没有月息，你住在本村，就得服从农民协会规定，否则就给你戴高帽子游街。”地主不敢反驳，只能按农民协会规定办理。一次，县催粮人员赵大定前来要粮，农民协会一边发动群众不交粮，一边集合百余人，手持棍棒和绳索，立即把他绑起来，给他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河南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河南省委密令郾城县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为使党员、团员及进步群众在革命遭受挫折时不至于灰心丧气，继续顽强斗争，郾城县委秘密联络当地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于1927年7月下旬成立了郾城县文化促进委员会。该会明面上为民间文化团体，实为党领导下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共产党员赵伊坪等具体负责文化促进会的工作，设会址于郾城县财政委员会后院，借以掩护党员、团员，以便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这些活动一是油印出版《扶轮》半月刊。党员、团员为主要撰稿人，代表作有《倒霉的太阳》。该文章暗喻当时的形势虽然是阴云遮住了太阳，但那只是暂时的，光焰无际的太阳一定会冲破层层阴云，照耀中国大地。《扶轮》刊发的文章观念新颖、耐人寻味，颇具启发性、引导性，吸引了不少读者。由于革命形势日趋恶化，《扶轮》仅出版3期便停刊了。二是创办了扶轮小学，吸收城乡贫苦子弟40余人到校学习，一些党员、团员轮流到校担任教师。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传播革命道理。三是在城内北大街南头路西开设了文化书社。书社以销售《三民主义》等书为名，秘密经营《帝国主义论》《共产主义ABC》《向导》《中国青年》以及《苏俄视察记》等革命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及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四是创办话剧团，编排演出《为谁牺牲》《巧配》《孔雀东南飞》《缠足痛》等戏，在传播反封建思想的同时，大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的思想，启发人民的革命觉悟。如用《苏武牧羊》调谱曲的一首歌谣内容是：“农民生活真可怜，杂差出不尽，钱粮纳不完。我们种谷麦，不能吃饱饭，我们织布棉，常年无衣穿。军阀使威风，官绅摇尾巴。农民没有钱，小衙役，狗地保，铁锁拿家下。”话剧团在郾城城内、漯河车站戏院、五沟营镇等地演出，深受群众欢迎。五是在郾城开办工人补习班，招收工人、手工业者、饭馆和商店学徒，给他们免费发放课本，向传播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并从中物色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力量。
河南开始“清党”以后，舞阳的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执监委员会也奉令停止活动，全体解散。稍后，国民党省党部又派国民党员马竹友、李一清和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双重党员郭培轩负责筹备国民党舞阳县党部的工作，并在县城福善局成立筹备委员会。郭培轩等利用政治身份尚未暴露的有利条件，参与了县党部的筹备事宜，并积极争取共产党员在县党部中的位置，以此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工作。12月15日，国民党舞阳县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舞渡马王庙召开。国民党省党部派视察员侯建坤到会监选。选举后，有几位共产党员当选为委员并担任了组织、商民、宣传、青年、妇女等部门部长。后来，舞阳共产党组织利用县执委的名义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理发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以这些组织为纽带，联系指导全县工农运动向前继续发展。
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1927年9月，河南省党部派往临颍的县党部执委委员龚世卿看到临颍革命形势仍在不断发展，便秘密向河南省主席冯玉祥报告，说临颍县共产党员利用县执委的身份进行共产党的活动，请求派人到临颍“清党”。
冯玉祥立即派人调査，并在《河南民报》上刊登缉拿临颍县执委中12名共产党员名单的通缉令。随之，又派河南绥靖公署特务队到临颍县城就地执行捕杀任务。在这关键时刻，临颍县委书记谷迁乔立即召开县委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县城，转入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城东南和城西区农村，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此外，谷迁乔亲自撰文，发表宣言，公开揭露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破坏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罪行，并严正声明在国民党临颍县执委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第二天，临颍县委机关和全体共产党员带着油印机巧妙地躲过了岗哨盘查，顺利转入农村。
同年9月，国民党中委、改组派分子王乐平到郾城视察，成立国民党郾城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任用右派分子。当年冬天，郾城县党部改组，极右分子张廷赞当权，声言要捕杀共产党人，摧毁郾城革命力量。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刚受命重组郾城县委的谷迁乔，会同县委其他领导，分别在郾城车站、五里庙道棚、西南乡蔡庄召开全县党员大会，决定党的斗争重心转入农村，进行隐蔽斗争。1928年春，国民党郾城县长孙至诚及县党部书记常寿峰发出了追捕共产党员赵伊坪等人的密令，郾城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1928年3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进一步“清党”，推行关门主义，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排除异己，还下令舞阳县执委会停止活动3个月。舞阳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共产党人根据这一情况，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继续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参考文献：
①《漯河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漯河市革命遗址通览》，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