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顺

别离我的高中母校——安阳市第一高级中学，已经半个世纪了。每每回想起在安阳一中的两年时光，回想起当年花园般的校园、无比敬业的老师、朝气蓬勃的同学，总有一种温情涌上心头……

校园

据说，安阳一中是从太行山老革命根据地迁来的，原名叫“太行联中”。知名校友有原外交部部长黄华。老校长段景焕是位级别很高的老革命。当时学校有一辆全市唯一的吉姆轿车……

当年少不更事，现在回想起来，母校的布局是很讲究的：进校门的路有200多米长，路两旁有几排高高的白杨树，路的尽头是大礼堂。校园的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学生宿舍等，“一”字房、“工”字房、东小院、西小院，布局很是对称、工整。

那时，校园里的果树和其他树木是真多呀！大礼堂两侧各有一条葡萄长廊，每到果实成熟的季节，长廊里就会挂满晶莹剔透的葡萄，着实诱人。东西两院的教室前种着许多苹果树，每到成熟季都硕果累累。校园后面有许多的桃树、梨树。记得有一年，桃子挂满了枝头，老师让我们去帮忙摘桃子，同学们都很自觉地把摘来的桃子上交，我却偷偷地吃了一个大桃子。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桃子的味道——那是不用农药、化肥的桃子的味道！

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明白母校的校园设计师们的别出心裁——桃树、梨树、苹果树，寓意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高大的杨树等，寓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老师

凡要来安阳一中任教的大学毕业生，都会经过多次严格的听课评审。可以说，母校的各科老师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去年，一位同学在校友群说，马兰武老师驾鹤西去了。马老师是其他班的班主任，教数学的，不主教我们的课。只有在我们的数学老师有事请假时，才给我们代几节课。当时正值“文革”时期的“教材革命”，我们用的是“革命后”的课本。马老师讲的是平面解析几何。奇怪的是，讲课时，黑板上写的和他讲的，根本和我们手里的课本不一样。我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回到家后，我从邻居家一位“文革”前从一中毕业的大姐姐那里借了一本她用过的课本，才知道马老师全都是按照旧课本讲的！

数学老师张祥敬，讲课时常常不需用教案。化学老师马致远，能够背对黑板写板书，还是一位围棋高手。班主任魏啟成老师的语文课讲得绘声绘色（尽管魏老师说的是林州话），我们下乡插队后，魏老师还给我们几个同学写了一封信，我一直记得“万事开头难，结尾也不容易”这一句。每到“三九”，在学校大礼堂北面的背阴处，体育老师史克钧总会自己动手浇上水，自造一片几十平方米的冰场，穿上冰刀在上面优哉游哉、自娱自乐，他还经常对着一处山墙打网球！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师！

同学

我们班有40多个同学，大部分才艺俱佳。

当时，学校有文艺宣传队、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我们班的徐锦江在宣传队吹长笛，邵建勋拉二胡，刘海宁拉小提琴。我和锦江下乡时同屋，后来，他竟到省歌舞团去了，还成了知名的男中音，在舞剧《木兰诗篇》中饰“花父”。巧的是，2019年我在巴黎女儿家时，锦江在德国看女儿，我们相约在巴黎圣母院见面，又在塞纳河旁喝了咖啡。真可谓是“缘分”呐！

还有几位同学是校排球队、篮球队的。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下课铃一响，他们就冲出教室去操场了。

当时，我们班有外号的男同学很多，像“大小洋马、大小毛驴、大小公鸡、老牛小牛、喜儿”等，我也有，但没能流行开来。时至今日，我都记不清这些“雅称”是怎么来的了。

我们高中那两年，正赶上“教育回潮”，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考大学。因此，我们读书的劲头很足，像打了“鸡血”般精神——白天的树荫下，到处都有同学们读书、学习的身影；晚上，教室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为了考大学，有一阵子我还搬到了学生宿舍住。

谁知，到了毕业时，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我们的“大学梦”吹到了九霄云外！命运真的是捉弄人。我们美好的高中时代，在满载上山下乡的少男少女的卡车“隆隆”声中、在一些同学穿上绿军装的英姿留影时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也留下了许多大大的问号。

光阴荏苒。50年了，两年的高中生活为我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充满正能量的基础，使我也能成为母校一个小小“桃李”，且没有辜负为育“桃李”付出心血的老师们！

感念母校！铭记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