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玲

关于读书，我有一段令人汗颜的往事。

10岁之前我是买不起书的。20世纪70年代，家里物质生活条件极其匮乏，父母哪有闲钱满足一个孩子的精神需求？那时候我虽然没有课外书，但非常爱读书，能借的书就借来看，借不来时捡别人扔掉的残缺不全的书看。去同学家，糊墙的报纸我也会蹲下来看半天，以至于练就一种本领——倒着认字。

邻居家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经常有新的课外书。课间的时候她会把课外书拿出来看。这时她身前、身后就会围上来好多同学，都想一睹书中的内容。邻家女孩的书不轻易外借。我很无奈，也非常羡慕她。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在午后的阳光下一个人静静地捧着心爱的书籍，享受书中故事带来的心灵上的愉悦。

那时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念，因此我做起了文学梦，将自己的“远大理想”定位为当一名作家，渴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报纸、杂志上。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一天，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吃过午饭，班主任闫老师喊我：“玲玲，去办公室领大家的作文本。下午咱们写作文。”

当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出入老师的办公室很方便。闫老师吩咐过我之后，因为要处理班里的琐事，并没有立刻回办公室。我连蹦带跳地来到闫老师的办公室时，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奔流》杂志。现在想来，闫老师当年也是文艺青年。

下午放学，我到闫老师办公室送同学们的作文本时，那本《奔流》还放在原地。晚自习是语文辅导，我猜想那天闫老师是没有机会看书的。晚自习期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本《奔流》，想向闫老师借，又怕他说我不务正业。总而言之，我非常渴望读读那本杂志。

怎么办呢？总不至于去偷吧。想到这儿，我的脸火辣辣的。可一个十岁小女孩想得到那本杂志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内心仿佛有两个小人儿一直在斗争：一个说偷书不叫偷，另一个说偷了就是贼。两个小人儿吵得我头昏脑涨。最终“偷书不是贼”的理念占了上风。

那天晚自习放学后，我磨蹭到全班同学都走完，在闫老师的办公室门前徘徊了很久，发现那本《奔流》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闫老师看到我，冲我笑了笑：“有事吗？没事赶紧回家吧。”内心的秘密好像被闫老师看穿，我急忙跑开，躲到了女厕所里。

没多久，闫老师办公室里的灯熄了，我知道闫老师回家了。我蹑手蹑脚从黑暗里走出来，踮起脚尖往闫老师办公室里一看，那本《奔流》还在！我的小手从窗棂里伸进去。我摸到它了！当我把这本杂志从窗棂里慢慢拿出来时，怀里像揣着一只小兔子，“怦怦”直跳。

拿到杂志以后，我顾不得再想其他，飞也似的逃回家去。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在小煤油灯下读起来。里面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有个叫王蒙的大作家，文章写得很好；还记得书里把菠菜叫作“红嘴绿鹦哥”，多么有趣！我用了一个晚上读完了这本《奔流》，还暗暗发誓，将来有一天要把自己的文章也印在《奔流》上。

第二天，趁着送作业的机会，我忐忑不安地把杂志放回了原处。因为夜里没有休息好，一整天我都迷迷糊糊的。

又一个周末放学的时候，闫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很害怕，低着头不敢跟老师对视。我想：难道偷杂志的事被老师发觉了？他要是告诉妈妈就完了，妈妈会狠狠地揍我一顿。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人要活得有志气，不能见财起意。啥时候看到我拿回家不明之物，她都会严厉地“审问”我，以至于有一次我捡到一支英雄牌钢笔都不敢拿回家。

闫老师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孩子，我知道你爱看课外书，但看课外书不能耽误学习。这是最新一期的《奔流》，你拿回家好好看吧！”“谢谢老师！”我差一点儿哭出声来，拿着杂志夺门而逃。现在想来，我偷杂志的事闫老师一定知道，他却只字未提。

多年过去了，我也成为一名教师，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每每遇到喜爱阅读的孩子，我总会尽自己所能给他们读书提供便利。因为我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和我当年一样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前不久，我回老家时见到了已经退休的闫老师，给他鞠了一躬，哽咽着说：“闫老师，那个偷书的小姑娘，她写的文章登上了《奔流》。”闫老师眉梢都笑弯了，说：“你什么时候偷过书？我怎么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