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李 玲

20世纪70年代，家家户户几乎没有余粮。我9岁那年麦收时节的一天早晨，母亲把面缸里最后一点儿面粉用炊帚扫了又扫，简单地烙了几个烙馍，神情忧郁地对父亲说：“这大忙季节的，一点儿面都没有了，咋办呢？”父亲着急地说：“耽误半天，少挣很多工分呢。何况又焦麦炸豆的！”我听到后自告奋勇地说：“《小马过河》中的小马都可以帮妈妈做事，我也能！”母亲为难地说：“就算你能去，可是咱家连一粒麦子都没有啊！”

父亲和母亲简单商议后，决定让我去换面。俩人迅速捡拾接场麦子（就是农村土场第一场打下的麦子，土和坷垃比较多）来，又是簸箕簸又是筛子筛的。好在只有三四十斤，一会儿就捡好了。

距面粉场有十多里的路，且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9岁的我拉着架子车走走停停，到达面粉场时已经快中午了。太阳很毒辣，我又饥又渴。排在长长的队伍后，不知道等了多久，终于轮到我了。

验质员手中拿着一根一头尖尖的空心铁棒，朝着袋子扎了一下，里面几粒麦子流到他手里。他咬了几粒麦子，大声说：“不合格！太湿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说：“叔叔，求求你收下我家的麦子吧，我家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了！爸爸妈妈在场里干活，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那人却义正词严地说：“不行，不行！下一个……”我只得把袋子拉到一边的角落里。因为失望再加上饥饿，我哭得更加伤心了。

这时候，一个中年人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白面馒头（后来上高中才知道，那个叫八两馒头）、端着一碗菜走过来。看我哭得伤心，就问我怎么了。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喉咙都有些哑了，哽咽着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眼巴巴地盯着他的大馒头。

他说：“小姑娘，你别哭了，换面的事叔叔来想办法，你先吃点儿饭。”原来，这个中年人是仓库管理员。我接过那个大馒头和那碗菜，顾不得许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在一旁看着我饥饿的样子，说：“孩子，你慢点儿吃，饿坏了吧！唉，但凡有一点儿办法，大人也不会让这么小的孩子来换面……”我竟然把那个大馒头和一碗菜吃得干干净净，也忘了问他吃饭了没有。

吃完饭，我的精神状况好了许多。等到下午上班后，中年人走到验质员跟前说着什么，我似乎听见“这家人不容易，要不是也不会用新麦来换面，更不会让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来……”最后那句我倒是听得清清楚楚——验质员说：“这样吧！咱扣她三斤水分。等会儿我俩把麦子摊开晒晒，等下午下班再入库。咱还按75%给她换面……”我一听，竟忍不住激动得又哭起来。

那次换面我收获满满：验质员叔叔办事坚持原则，仓库管理员叔叔善良有度，我收获了人间的善良和包容。

今天的人们再也不会为换面而发愁了，但那次换面经历于我而言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