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飞

苏老师是在王拱璧创办的青年中学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就留校当了老师。苏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只是被抽调到县里临时办的“文艺学习班”担任班主任。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这批在各自村庄的“宣传队”里割草的孩子被招到了县城，将要在这个实际上的“戏校”却被冠以时髦的“文艺学习班”里学习一年。

报到那天，迎接我们的就是将要担任班主任的苏老师。他那时也就是二十多岁，据说是专门教或管理我们这拨中、小学混杂在一起的孩子们的。见面那一刻，我发现他就是面试我的主考官，而他并没有因为我是他亲自招来的学员而对我特别关注。

在戏校里，除了每天练习基本功、吊嗓子外，我们还要将中断的文化课继续下去。苏老师不仅要当班主任管我们这群孩子的吃喝拉撒，还要教我们读书识字——他教会了我们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

一年后，我们这批学员算是毕业了。男女80多名学员只留下一半，那一半要从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年纪尚小的我们不知道这一分别就可能是人生的分水岭，所以离校时并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对学校恋恋不舍，或对就要分别的同学们有什么离别之情。即将回家的同学更没有想什么日后，而是像在外面玩饿了想回家吃饭那般急不可耐。倒是我，竟十分不舍那个要好的同学，便步行几十里路送他回到了老家。若干年后，和回了老家的那些同学大多失去了联系，即便被我送回老家的那位也是音讯全无。后来，听说苏老师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不敢打扰他，联系就少了。

那年我被派到外地学习期间，不知为什么就突然想起了很多年没有联系的苏老师，就冒昧给已经在乡里做了领导的他写了封信，汇报了我几年来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他当即回信对我已经取得的创作成就给予肯定，并鼓励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补一下因上学少文化程度低的不足。这期间，通过通信和别的渠道，我了解了他在当我们班主任前后的许多事情。

我们离开“戏校”后的第50个年头，当年有幸有了工作、吃上“商品粮”的40余人中除了早逝的几个，余者也都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人老了都怀旧，当年的“班长”又负起了责任，主动发起建了个同学群让我们加强联系。说到这个群该起什么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们初到“戏校”时社会上称我们为“戏娃子”，就提议将这个群以“戏娃子”为名，遂得到热烈响应。

于是，我们这群“戏娃子”又有了共同的家。大家见面的机会虽然有限，来往却多了起来。既然是“戏娃子”群，当然少不了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那一年：是谁半夜尿床，怕人笑话不敢在太阳下晒被子，而是在月光下拿出去晾……当然，也没有忘记苏老师经常在夜深的时候进入我们的寝室为那些蹬掉被子的同学重新盖好。于是，我们就想起已经多年未见的苏老师已经是耄耋之年，而和他同时教或管理我们的几位老师中仅剩他自己了。

仍然是人老了容易怀旧的原因，抑或是苏老师当年在我们身上覆盖的温暖让我们忽然记起那曾经的师恩。于是，我们这群当年的“戏娃子”不知怎么就不约而同地想起来给老师过个生日了。

我们选择的时间恰恰是当年进戏校的那一天。在一个农家风味的饭店里，我们这群白头的“戏娃子”又聚在一起了。

主角当然是苏老师。尽管他已在领导岗位上退休多年，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并且拒不参与任何宴请或聚会什么的，但当我们陆续来到饭店的时候，精神矍铄的苏老师已经像当年在戏校门口迎接我们报到时那样站在了门口。

一群“老小孩”一下子把苏老师围在了中间，俨然又回到了少年时的青葱时光。而已经须发皆白的苏老师却在这时用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对不起大家。80多个学生，我是一个都不想让走呀！”

我忽然想起来了——离校那天，几乎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到门口为我们送行，但直到该走的同学全部离校，作为班主任的苏老师一直没有露面。

“班长”大姐悄悄告诉我，当时，苏老师的住室正对着大门。当确定要走的同学在门口与相送的老师和同学话别的时候，苏老师的房门不但紧闭，连窗户也拉上了窗帘。她说：“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竟看到窗帘有一条细细的缝儿。透过那缝儿，我看到一双眼含满了泪水，就那么默默地看着那些陆续出门的背影。”

当我们端起了为老师祝福的酒杯，班长大姐第一次向大家讲了窗后的泪眼，我们的苏老师又掉泪了。我们也都掉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