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王 剑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作家梦。这个梦就像一颗深埋的种子，遇到合适的土壤、阳光和水分就会生根发芽。

我们村小学有一位民办教师，姓杨，业余时间喜欢写点文学作品。那时，我对文学不是很懂，但对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充满了敬佩。杨老师不仅文章写得好，还很会讲故事。杨老师家里负担重，星期天要到田里干农活。由于太喜欢他的缘故，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经常跑过去帮忙。看到我们来，杨老师总是极力阻止。拗不过时，就坐在庄稼地旁边给我们讲《岳飞传》，算是对我们的酬谢。就这样，在原生态的课堂上，杨老师用贴近大地的方式完成了对我们的文学启蒙。

1989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河南大学中文系。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来到开封这个城市，我的内心充满了新奇感。此时，全国范围内的“文学热”还没有完全退潮。城墙外面、铁塔湖畔，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诗歌。而在河大校园里也非常流行一句话：“最近又发表了几首呀？”这句带有刺激性的问话像鞭子一样，常常让我们这些中文系的学子们尴尬和脸红。于是，大家拼命地读诗写诗，几乎到了晨昏莫辨、痴迷癫狂的地步。在我们宿舍，晚上熄了灯，还能听见黑暗中“沙沙”写字的声音，甚至有人蹲在卫生间写诗。

那个时候，发表诗歌的阵地首推《开封日报》。大家关注副刊文章，不亚于关注当时风头正劲的汪国真。我清楚地记得，大礼堂的西侧有一个水泥砌成的阅报栏，每天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当天的《开封日报》刚一换好，中文系的学生们便从十号楼前的林荫小路上三三两两地过来了。大家伸着脖子踮着脚，纷纷探问副刊上发了谁的文章，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评判一番。当时，《开封日报》还是四开小报，副刊版面有限，竞争非常激烈。能在副刊上发表文章，那绝对是百里挑一的好稿。

1991年8月，我在山区老家，像一只即将下蛋的母鸡一样烦躁不安。不久，我在稿纸上写下一些心中的诗句，怀着忐忑的心情把这两首诗寄给了副刊编辑。直接把稿子寄给编辑，是因为我曾经远距离地见过他一面，听过他给我们讲“报纸诗”的特点。他的讲座很精彩，像黑暗中的火把驱散了我们眼前的迷雾，点燃了我们心中被学业压抑已久的作家梦。这两首诗刊发于1991年9月5日。这是我苦苦练笔一年之后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看到样报的那一刻，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淹没了我。然而，更令我惊喜的是，一个月后，编辑老师又编发了评论家王仲平为我写的诗歌专评《为伊消得人憔悴》。文章中说了很多鼓励性的话。对于刚刚发表了处女作的大学生而言，这份殊荣来得过于突然。这件事在河大中文系引发了热议，也坚定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

投稿期间，还有一件小事令我难忘。有一次，我酝酿创作了一首诗《菊香时节》，感觉还不错，就寄给了编辑老师，但始终不见诗作见报。我心想稿子可能是被“枪毙”了吧，就慢慢淡忘了这件事。谁知，第二年菊展期间，这篇稿子竟然又刊发了出来。一年时间啊，李老师要接受多少稿件的“轰炸”！然而，他的案头依然留着这一首诗！老报人的敬业精神真是让人感动。

我们那个时候投稿全部都是手写稿。灵感来了，拿过一张纸赶紧写出来。然后改一改，再抄一遍，定稿后才拿出专门用于投稿的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写清楚。最后，装信封，贴邮票，寄出去。之后就是幸福地等待。等的过程是一种煎熬，更是一种期待。那时候，文学编辑是非常负责任的——稿子采用了，先回个手写的采用通知，再寄个样报。即便稿子不用，也会回一封短信鼓励几句。

在八九级中文系，我们宿舍的这几个人创作实力最强，不断有人发表作品。谁来了稿费，大家就一起打他的秋风，出去看场电影，吃个白吉馍。那时稿费低，一首诗也就是三五元或十几元。但大家不介意稿费，却在乎发表作品所带来的荣誉感和成就感。谁被退稿了，大家帮他分析原因，撺掇他改改再投。“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当年，我们这一群文学青年胸怀梦想、心无旁骛，有激情、有干劲，真是好样的！

从发表第一首诗开始，至今我已经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尽管如此，我仍然怀念大学投稿的那一段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