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邢得安

要说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热爱文学的，我也说不清了。只记得，我最初喜欢读一些课本以外的书，几乎到了废寑忘食的地步，常被家长视为“不务正业”。

我上小学时能读到的读物只有语文老师发的《作文选》，一学期只有一本，根本不够看。受“文革”影响，我小学毕业后上的所谓初中其实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进入高中后，我读到了好几本长篇小说，如《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后来在和同学的交流中，我又读了《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些书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优美，让我沉醉其中。

那时，四大名著我一是没有机会读，二是即使读估计也读不懂——因为我的语文基础太差。记得当年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我们当时的语文水平如何。一节语文课上，老师讲古文《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课堂提问时，老师让一个同学解释‘皆玄衣白刃’这句话的意思。答曰：“皆玄衣白刃，就是大家都穿着黑色的白衣，拿着明晃晃的大刀。”这答案让全班哄堂大笑，老师则唉声叹气。

那时候我偏爱语文，认为语文比数理化好学，自然也爱写作文。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徒步三十公里去舞阳钢铁公司参观，回来后写观后感。很意外的，老师居然把我写的观后感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读了，让同学们好生羡慕。就是老师的这一次表扬让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更加深了对作文的喜爱，成为日后我文学创作的开端。

1973年春，我们毕业了。虽然两年的高中实质上并没有学到什么，但还是挺让人留恋的。1975年的一天，我偶然从《河南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林县石板岩供销社一心为群众的先进事迹的消息，突然心里一动：何不以此为素材做些文章？于是，我便尝试着写了一个小剧本。我把这个小剧本拿给了教语文的刘老师，以期得到指教。但刘老师只是指出了剧本的多处不足，并没有就创作方面进行指教，说得最多的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从小处做起；想搞文学创作，就必须多读、多学、多看，在社会的土壤里扎下根来。他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扎根，没有哪个人是一举成名的。

受老师的启发，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碰到能读的书，我都要想方设法读完，并且开始练习新闻写作，向当时的县广播站投稿。那时，我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读书的时间大部分都集中在晚上。1977年春节刚过的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停电了。我点了一盏油灯继续看，不知不觉竟睡着了。后来，我是突然被一阵糊味儿熏醒的，原来是油灯燃着了书本、枕头、被子。那时我新婚，床上的一切都是新的，烧得太可惜了。

在新闻写作过程中，我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知识的欠缺，很想找机会补一补。1982年，已经29岁且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我参加了刊授大学。自学是艰苦的，不像在学校那样方便，随时都有老师在身边，不懂就能问；不但需要有时间，而且需要有毅力、动力。看着那一整套大学本科教材，我的头都是懵的，觉得凭自己这个水平，要啃这些东西太难了！好在，有文学这个理想一直支撑着我，让我没有放弃。

后来，我开始琢磨文章的创作背景和字面以外的东西。1982年，农村土地已经包产到户。由于当时生产力仍然十分低下，绝大部分农活儿都是靠人力完成的，繁重的农活儿让我身心俱疲。到了1985年，我坚持了两年的刊大学习和文学创作不得已中断了。这一断，就是30多年。

然而，内心深处，我对文学的执念并未泯灭，时时萦绕于心。1999年春，看到《舞阳通讯》和舞阳县人民医院联合举办的“天使杯”有奖征文比赛，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篇稿子，获得了三等奖。这次征文比赛获奖让我重拾了对写作的信心。

2016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我没有了照顾儿孙的琐事羁绊，变成了自由人。也是在这一年，我接触到了智能手机，并结识了漯河文学界的许多师友，重新回归到文学队伍中来。与其说是回归，倒不如说是进入了一片新天地。年龄的不同、知识层次的差距，猛然间都让我难以适应——电脑是不会用的，就连手机刚开始也用不成。记得回归文学创作队伍后，我投稿最多的是当地的日报和晚报副刊。报社的编辑既对工作认真负责，又对作者关心爱护。我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是手写的《俺二舅》，编辑老师在发稿后还真诚地建议我以后尽量改成电子版投稿，以提高效率。后来，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我断断续续地又在报纸上发表了近二十篇作品，重圆了文学梦。

如今，虽然在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中觉得自己的水平太低，但我并不气馁。我喜欢这种氛围，置身于年轻人中间，仿佛自己也变得年轻了。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是“老人新兵”——心中有梦，眼里有光，踮起脚尖，接近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