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倩

儿时的记忆中，妈妈手上总戴个“首饰”。

“这身上都长牙了吗，缝了双线也能挣开？”妈妈低着头，嗔怪着我们。她左手拿着我们因为白天疯跑、爬树、跳皮筋而挣开线的棉衣棉裤，右手中指上戴着一个古铜色的顶针，飞针走线地帮我们兄妹四个缝补棉衣棉裤上的裂口。我们像被揪住了尾巴，再不敢“叽叽喳喳”了，安静地躲在被窝里，等着妈妈的“特赦”。那么冷的天，没有棉衣穿谁敢出门呢？

我的老家在豫东平原。

寒冬腊月，一马平川的麦田上北风呼呼吹着，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冬天的衣服和鞋子妈妈很少给我们买。衣服都是找手巧的婶子大娘帮忙裁好，自己再续上棉花做成或薄或厚的棉衣来抵御严寒；鞋子也大多是自己做。

那时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有几个孩子，学校伙伴也多，放学后的作业却很少，经常一伙人疯闹，出一身汗，衣服也经常被树枝勾住、被旧桌子或门框的钉子挂住、被上蹿下跳的力道撑破。妈妈白天要抠棉桃——秋末从地里拔回来的棉花秆子上，还有很多没来得及绽开的棉桃。棉桃在寒风中被催开，或干脆缩成一团，需要人为地一点点抠出里面僵硬的棉花来。晚上，她又要给我们收拾衣服，那个古铜色的顶针戴在裂开细小口子的手上，在灯光下特别醒目。我曾偷偷地戴过，硬硬的、不封口、筒状，一点儿也不好看，还有点儿硌得慌。

前年春节，我和妹妹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二妹拿着小外甥的纯棉内衣说袖子太长了，影响孩子用手拿东西，请妈妈帮忙给缝上一圈。

妈妈拿出她的针线筐，戴上有些生锈的顶针，坐在堂屋门口的太阳地儿。我们姐妹三个搬着小凳子围坐在她旁边。只见母亲戴着老花镜，针眼对着阳光，视线从老花镜的上方投射到针孔处，一下、两下，线不听使唤，怎么都不肯钻进针眼里。

“我来吧，我视力好。”小妹笑着说。妈妈把针和线递给她，线头一下就被她穿到了针孔里。

“老了，眼看不清了。”妈妈低声呢喃着。

“没事。妈，让我来吧。你们看到小宝裤子上的花了吗？那是我在裤子破洞上缝的装饰。”我抢着说。

“妈，你不用愁了。老大不仅继承了您的手艺，还有点儿艺术范呢。”老二调侃地说。

大家的笑声冲破小院，引得婶子大娘纷纷来串门。妈妈把顶针交到我手上，起身搬凳子，吩咐妹妹拿瓜子、糖，招呼起邻居来。

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羽绒服、保暖衣、棉鞋的款式越来越多，人们再不用做棉衣、亲手纳千层底制作棉鞋了。农村的婶子、大娘和小媳妇们手上开始有了钻石或黄金的戒指。那个陪着人们度过困难时期的顶针，被藏在了针线筐里。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成了过去式，但我始终不舍得乱扔衣服。小孩子长得快，儿子小学时期，一条裤子好好的，穿一年就短了。我就会戴上顶针，准备好同色的针线，在裤子下面缝上一圈同色的布料，腰部接上松紧带，又能舒服地穿一年。

妈妈的顶针陪着她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四季，为我们兄妹的成长抵挡了一次又一次风雨。如今，我的顶针也时时出现在手上。它没有钻石耀眼，没有黄金值钱，却在人间烟火中默默地陪着我，给家人增添暖暖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