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论

位于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古城是唐朝在西域留下的一连串军事重镇之一，虽然城内大部分建筑在今天已经变成了黄土坯子，但是大部分保存完好的城墙好像还在骄傲地向我们诉说——看看，什么叫城防！

中国的城防工事在16世纪以前和西方相比互有优劣，某些方面上还一直保持领先。西方筑城技术从罗马到文艺复兴都是在木材和砖石上打主意，而中国同行们在秦朝以后就开始有夯土或者三合土外包一道两层城砖的方案了，而且和砖石城墙相比并不差，还比它省工时和劳力。高昌的的外城墙在经历了一千七百年以上的风吹日晒之后依旧挺立不倒就是最好的佐证。另外，高昌也充分体现了中式城墙的军事特点，是中国古代军事要塞的典范。众所周知的是，修筑高大结实的城墙在冷兵器时代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措施，但修筑的城墙怎样做到既有效地保护自己，又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消灭攻城者的有生力量，即如何在避免死角的同时多角度地杀伤进攻者一直是中西方军事专家面临的一大难题。中国人在这方面率先取得突破，设计出了在城墙里面造“马面”的办法，就是城墙上向外突出的矩形部分。高昌的外墙每隔约二十米就筑有一座马面，向外突出四至五米，形成可观的设计扇面。马面让进攻者在两座马面和一面城墙之间的凹陷区内承受同时来自三个方向的火力，平生了攻城的难度和风险。还有高昌外城墙向内有一个80至90度的倾斜角，相对于垂直于地面的城墙来说，这样也可以有效减少死角。可以看出，这是一座考究的城池，内外两重城墙、水门若干座、可以兼做内城护城河的引水渠。整个防御水平和高昌这座边陲重镇的地位相适应。这种虽然建筑复杂但很实用的城墙结构到了明代的南京城留都已然不复存在了。不光是没有了“马面”，外城与内城也相距甚远，拐角多直角，容易形成死角，容易给攻城者以可乘之机。

筑城技术的停滞不前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远离军事应用，攻城技术没有进步让城防没有了进步的动力。攻城手段与城墙建设正如矛与盾的关系，相生相长。确实，从唐朝到明初攻城的手段变化并不大，直到明中期抛石机还是破城的主力，这一时期除了琢磨让城墙变结实一点之外没有什么事好干。外来的威胁永远是促使军事变革的主因，从汉朝到明朝中国政权所面临的主要军事压力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来自边境的游牧民族，没有一个同等重量级的对手让中国人感到没有必要去做出更先进模式的城防。

同时，从汉朝到明朝的中式要塞还保持着大体一致的风貌。但如果说没有变化也不对，对比高昌和现存的明代城池，我们发现阙台这一建筑消失了。阙台就是城门两侧突出来的那一串高大塔楼，在先秦和三国两汉背景的影视剧里经常作为群演出境，但是在宋代以后攻城一方有了大量的火器，孤立在外的阙台变成了标靶，自然是有不如无。

中式城防千年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不是因为中国人太落后或者太愚昧，而是因为我们面临的对手太弱小。中国历代的主要敌人多是北方草原或西部高原上实力并不如自己的民族（宋朝除外），所以和这些游牧民族骑兵的战斗才是主要的，因此唐朝之后大规模步兵方阵作战始终没有被普及。这也是为什么火器出现之后，中国人造出了灵活机动的的中轻型火炮以及方便投掷的炸弹类武器，和杀伤范围大的火箭。欧洲人面对的是等同于或者强于自己的对手，所以他们需要更重更大的炮来攻城；中国人面对的是弱于自己的游牧民族，所以需要轻快迅猛的火器来对付骑兵。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直到明代嘉靖年间之后中国才装备弗朗系一类的大中型火炮，直到万历年间之后才装备大将军炮之类的重型火炮，因为直到这时中国人才见识到了这些和本国设计理念迥然不同的武器。没有先进敌人和重型火炮的威胁，城防自然不会得到革命性的提高。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多少嗅到了变革的气味，戚继光从倭寇战争中训练出的浙军采用的新式武器与步兵战法让全国侧目，毛文龙在辽东进行的游击战中广泛使用炸弹与地雷收获了不错的战果，孙承宗在关宁军中建立的车炮营可以视作是早期的混成旅。万历二十九年，广东众官员在伶仃洋上观看荷兰海军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战，被荷兰人高大的战舰和威力强大的重炮所震撼，布政使大人甚至感叹说明军的岸炮和人家比是以卵击石，于是明末掀起了一轮引进与仿制外国重炮的运动，红夷大炮就此诞生。然而最后的结局是中国军队居然用落后的十八磅炮来守城，败之；先进的炮兵部队叛变投靠了满洲人，被满洲人用来打自己，败之。等到满洲人入了关，用大将军炮轰开了一座又一座要塞，才给这场变革画了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句号。

我们曾经既不封闭也不落后，先进反而让我们失去了革新的动力，看来居安思危并不是危言耸听。

编者絮语：这是我市一位高中生的游记。说是游记，更像是一篇专业论文。文笔虽然有点生涩，但作者对古今军事知识的占有和丰富的想象力让碎片知识时代的很多成年人汗颜。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