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韬

儿时，最快乐的事是过年。过年时，除了有好吃好喝的有压岁钱拿，我还可以把优异的成绩单和一摞奖状交给父母，换他们操劳一年能眉头一展。那时，我父母上有三位老人赡养，下有三个孩子上学，一家八口，生活清贫，但是父母总是尽自己所能，给我们一个快乐的年。

过年最开心的是和爸爸一起去赶年集。虽然天寒地冻，清晨爸一喊，我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朝三里地外镇上的集市奔去。集上的商品丰富极了，各色糖果瓜子，各种烟花炮仗，火红的春联门画，花花绿绿的香纸火烛，一排排的肉食，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黄灿灿香喷喷的煎包油条，冒着热气的胡辣汤，诱人的糖葫芦……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小小的我紧紧拉着爸爸的衣裳跟在他后面，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一切都那么有吸引力，眼睛不够用，耳朵也不够用。我曾经以为，镇上的这个集市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等爸爸终于挤着买完计划好的年货，我们父女俩会盛上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来一盘油亮亮的水煎包，那滋味，那满足，那难以诉说的幸福，是我现在最怀念的年味儿。

年三十的年夜饭是我妈大显身手的舞台。为了这顿年夜饭，妈妈早几天就忙上了。蒸了枣花的馒头、花卷、豆包、菜包，炸了丸子、豆腐、麻叶子……年三十下午妈妈一早就进了厨房，醋熘绿豆芽、酸辣白菜、凉拌豆筋，菜式简单，鲜见肉食，但不管怎么简约，妈妈总要凑上十个菜，寓意十全十美。有时实在凑不出，抓上一把瓜子也算一盘，切上几牙儿苹果剥上几瓣橘子上面撒些白糖也算一盘，不过对我而言，这已经是太丰富的年夜大餐。现在想来，那时我爸爸当民师，一个月五块钱的工资，我妈妈在地里劳作，收入更是有限，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撑起我们八口之家的，并把日子过得如此和乐安详。想来，今天我和弟弟妹妹开朗乐观的性格，也许和这种和乐的环境有直接关系吧。

除了吃的，过年最要紧的还要给孩子做件新衣服。家里负担重，父母就从舅老爷那里学会了做鞭炮的技术来补贴家用。做了鞭炮卖出去才能换来钱，而卖鞭炮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一直要忙到年末。

有一年，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我家的鞭炮还没卖完，妈妈只顾忙，忘了我的新衣服，等她想起时已经过了镇上的最后一个庚会，没有地方买了。妈妈跑了二十多里地，到临近镇上的庚会上扯了块红底子黄花的布料，求村里唯一的裁缝去做，裁缝家也要忙着蒸年馍，只给裁剪，不给做了。妈妈拿回裁好的衣料，油灯下一针一线缝起来，有时做错了，还要拆了重新来。不知道妈妈几夜没合眼，不知道妈妈作了多少难，反正大年初一那天，我穿上了我的新衣服！我的旧棉袄外面，套上了那件漂亮的红罩衣，红罩衣映红了我的脸，也点燃了我的自信，种下了爱的种子。

过年的种种温暖回忆中，我也总是避不开、忘不掉挨的那顿打。那也是一个大年夜，妈妈煮好了饺子，按常理，第一碗饺子祭天祭地，第二碗饺子送给族中长辈，第三碗饺子分给家畜家禽（对农民而言，它们实在是离不开的好伙伴），接下来，才是我们吃饺子。这时爸爸又捞了一碗饺子递给我说：“给你姜爷家送去一碗吧，他们家也不知道吃上饺子没。”姜爷家？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家独自住在村西头，姜爷两口子是盲人，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还是傻子，夏天时他们聪明伶俐的女儿又被淹死了，家里剩下两个盲人一个傻子。去他家，不说这么又黑又冷的夜，也不说街上那吓人的野狗，单是他的傻儿子就够吓人的了。可我平时那么听父亲的话，他的命令我不敢违抗，我一边接饺子，一边嘟囔：“他们那样的人还活着干什么呀，净是给别人添麻烦。”父亲递给我饺子的手停了，我抬头看他时，看到的是爸爸眼中的怒火和失望的神情。那夜，饺子是弟弟送到姜爷家的，我没有吃成饺子，还挨了一顿打。等我不哭了，爸爸和我谈了很多话，内容包含了善良、体贴，最重要的，是人要有一颗悲悯之心。

一年又一年，我从收压岁钱的人变成了发压岁钱的人，也从吃年夜饭的人变成了做年夜饭的人，愿岁月善待我的父母，愿儿女有个美好的回忆，愿世间所有的人都享受到生活的美好，愿我这平凡的女子年年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