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曼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晒书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家，晒书的历史则要追溯到三十年前。

那年我六岁，上了村里的育红班。育红班的老师是村主任的女儿，她带着十几个孩子排练舞蹈的情景，让我的心里萌生了一种向往。

家里穷，蓝天便时常被云层覆盖。终于有一天，天空不堪乌云之重，哭得肝肠寸断。除了月夜，小时候的我很少仰望天空，那天的天空我却记得异常清晰。它黑着一张脸怒视着大地，就在我的头顶，它那宽大的手掌带着混浊的雨水不停地往下拍，拍得我生疼。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但被淋得更湿的是我的哭声。那天和妈妈伤心得不能自己，把爸爸箱子里的书一股脑儿地往外扔。我想拦住妈妈可无济于事。我跑进跑出，帮爸爸把满是泥污的书捡回，可是妈妈看起来是伤心到了极点，被捡回的书再次被妈妈扔进雨里……

记忆中爸爸的脾气很不好，但那次面对妈妈的歇斯底里，他竟然没有动粗。我不知道愤怒的爸爸当时有没有流泪，因为那天的雨大得出奇。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要生下第二个孩子如同打游击一样。妈妈东躲西藏，终于生下了弟弟，日子也更苦了。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了四亩多地，可是年年开春家里都会断粮。不过改革开放政策让农民的思想也活络了起来，不再只是守着那几亩薄田。我们村里的叔叔伯伯们那时都做“换碗儿”的小生意。焊两个铁篓儿，挂在自行车后座上，在铁篓儿里放几荮批发来的瓷碗，走街串巷地吆喝。村里的人拿些废品换取自家需要的碗碟。换回的破烂儿分类整理后，再卖给废品收购站，从中赚些利润。妈妈想让爸爸也去，可是爸爸不干。那时，他的梦想依然是当一个作家。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那一代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而我看到的，是除了大人们劳作的辛苦外，还有爸爸夜晚于昏黄油灯下伏在书桌前写东西的身影。那书桌是一口缸，上面放了一个用高粱秆纳的叫锅排的东西。写好一篇稿子后，几番修改觉得满意了，爸爸就去十几里外的邮局寄出。除了写作投稿，爸爸每年还会订购上海出版社出版的《故事会》以及其他关于写作的书。这在当时是极奢侈的。

我看到爸爸收到一封又一封的退稿信，但是写作热情没消减分毫。后来有几篇文章被编辑部录用，并刊登在了省市的杂志上，爸爸写作的热情更高了，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我和弟弟一天天长大了，可是家里除了墙上“知识改变命运”几个粉笔字，再无其他。苦难压得妈妈喘不过气来，和爸爸的争吵愈演愈烈，可爸爸依然不肯去换碗儿。

后来，我偶然看到爸爸零散的稿子，才知道了那场在暴风雨中争吵的原因。上海《故事会》的老师给爸爸寄来一封信，建议爸爸到他们举办的创作函授班学习。爸爸收到信后激动了好几天，他似乎看到自己顽石般的人生开始有所松动，但是三十块钱的学习费用像一座山，压得爸爸不知如何向妈妈开口……

雨过天晴。满院子的泥泞被阳光晒干了水分，爸爸忙着晒他的书了。阳光有些毒辣，天空却并不湛蓝。妈妈抱着弟弟出去了。我看着爸爸把书一本一本摊开，一页一页抹平，不谙世事的我心里竟生出些心疼来，不知道是心疼那书，还是心疼眼前的爸爸。那书，只一天就晒干了，皱皱的，像新生儿的皮肤。那件事过后，爸爸也开始了他走街串巷吆喝买卖的生活……

当时，我怎么都理解不了他的妥协，我不知道是什么把爸爸的骄傲给打败了。时至今日，我才稍稍懂得：或许，爸爸妥协的既不是现实，屈服的也不是命运，而只是把我和弟弟放在了他的梦想之上了吧？

昨天开车送爸爸去高铁站的路上，他说：“那时候，我晚上都不敢踏实地睡觉，恐怕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总是赶在天亮之前赶快起床离开村里，怕碰见村里的人，那时候嫌丢人，其实下午碗儿就换完了，我就在村子外面的田间地头待着，直到天黑才骑车往家赶。过了好长时间，每当卖了废品，算算每天都能挣上十块八块的，再也不用两毛钱的拿药钱都得借的时候，我就有了劲头儿，不再怕见人了。家里以前的好多东西都卖的卖了、扔的扔了，那两个铁篓我一直放着，靠着那俩铁篓，咱家的日子才过了下来……”

风雨过后会天晴，苦难过后有甘甜。多少往事随风而去，但这场晒书事件的始末，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想起，种种滋味便浮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