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

女儿一声召唤，我又一次告别故土，舍下老亲旧友，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千里之外的上海，开启儿孙绕膝的新生活。

女儿居住的小区硬件设施不错，四季恒温的图书室里有上千册图书，不出小区尽可享受“蛰伏”状态，网球、篮球、空手道之类的项目，自然与我八竿子扯不上关系，但游泳、健身、瑜伽还是能参加的。然而，菜总是要出去买的。上海的菜市场和家乡相比，结构上差不多，你卖我买的场景，我虽早已熟稔于心，但还是百看不厌。正是这里，有人间最浓的烟火气，也正是这些柴米油盐、酸甜苦辣，才能把生活的滋味拉得悠长。

这里菜市场的买卖与家乡不同。家乡人买菜要么论斤买，要么论把买，七七八八装满一大袋，好像还不尽兴似的。更有豪爽者大手一挥：“这捆葱也就十来斤，来一捆。”“这堆菜多少斤？我全要了。”而上海的人是一个一个买，比如：有人只买一头蒜，有人只买一棵葱，有人只买一朵花菜的三分之一，凡此种种，看得我目瞪口呆。即使这样，老板还是高高兴兴地随手送几棵小菜答谢。南北风俗习惯差异如此之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语言交流也与家乡不同。他们的语速偏快，吴侬软语，听起来甜脆糯软。为了减少麻烦，我一般不问价格，挑好菜品直接付款走人，不多停留。

那天，是个例外。刚从集市入口进去，就听见两个女人买菜的声音，那地道的河南方言，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温润熨帖，让我不由心头一热，久久不忍离去。方言入耳，我似乎闻到小麦秸秆成熟的香味，又似乎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的童年时代。彼时，我在农村姥姥家生活，农村是方言的摇篮，是方言生长的地方。冬天天黑得早，村民没有娱乐的地方，人缘极好的姥姥家就成了左邻右舍串门的场所。吃过晚饭，三三两两的邻居聚拢而来，在煤油灯下聊起天来，什么“不老盖（音）”“谁把这事弄左糊了（音）”等方言，讲者唾沫纷飞，听者兴趣盎然。

去市里工作后，单位的同事来自四面八方。常言道：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每个地方的方言都带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方言像是人的名片，一张嘴就能让人知晓来历，谁和谁喝过同一地方的水，谁和谁吹过同一地方的风，一听便知。不过，这仅局限于私下闲聊，面对客户时，按规定是不能说方言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也试着说普通话，但始终不得要领，与字正腔圆相距甚远，怎么听都是漯河普通话，以至于信心缺失。那年4月23日，电视台录“世界读书日”节目，嘉宾一共三个人，我带着写好的稿子，信心满满地坐在话筒前，可一张嘴，怯从心底“腾”地窜了出来，让我蓦地脸红口吃，结果普通话没说好，连乡音也拐弯到了姥姥家。两年后，书店邀请我做活动嘉宾，因为说普通话行腔走调没底气，我婉言谢绝。

细想之下，我觉得普通话是人的正装，庄重、高雅，适合正规场合穿。方言是居家服，虽衣料款式上不得台面，但穿着自然亲切，舒适温暖。而且，有些事、有些话只有用方言说，才能听出独有的味道。所以，鲁迅曾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

朋友说：“人在世上行走，方言是唯一的行囊。”的确，即使时光卸枚疾走，走得多长，方言也不会显得冗长；即使时光远如山势绵延不绝，以至于天色相连，但多远，方言也不会游离。

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南腔北调从全国各地来沪、尽量把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男男女女，只是在圆着他们的一个梦而已，而这两个女人口中的方言，却昭示着与故乡割舍不下的血肉之情——这既是根的注解，也是魂的皈依，更是离故乡最近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