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剑

郎纪山的散文多以农村的物和事为背景，淳朴绵密，深情蕴藉。

郎纪山喜欢写乡村风物，故乡的麦田、夏日的瓜蔬、村头的树木及天空中声声动人的鸟鸣，都令他欣喜和眷恋。在他眼里，村人宅院的四周，总是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无论是古槐、大官杨，还是沙梨和香椿，都让“略显荒冷的村庄有了色彩，有了暖意，有了生机”；天空中，总有灵性的大雁排着“一”字或“人”字的队形在诗意地飞翔。如果听不到“哏嘎”的雁鸣，看不到排空的雁阵，就会使人感到莫名地失落；门前的竹林里，聚集了上百只鸟雀，歌声悠扬婉转，时急时缓，如应如答，卧床谛听，似缥缈之天籁，如悦耳之仙乐；宅前和路边的菜园里，“嫩绿的苋菜、荆芥，或青或紫的茄子，一嘟噜一嘟噜从架上垂下来的豆角，爬上墙头的丝瓜、葫芦、瓠子和南瓜，还有那上了棚架的松瓜”，都是那么活色生香，令人向往。阅读他的文字，我们仿佛走进了乡村饭场，吃到了外表焦黄、松软可口的菜馍，喝到了清香宜人的“倭瓜糊涂”，心中涌起一种暖暖的幸福感。

郎纪山擅长写乡村人物，这些人物都是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存大爱、行小善，乐观幽默、真实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半脱产干部靳铁铜是个大老粗，学问不深，但讲起话不紧不慢、入情入理。他直正公道，干活总是抢在前面，“光头赤脚，穿个大裤头，光着黝黑的脊梁，咋看都不像个大队支部书记”,然而面对吃喝风，却敢于硬碰硬，是人人皆知的“铁公鸡”；剃头匠李泮儒手脚勤快，为人活道，一肚子俏皮话儿给人带来无穷的快乐；和尚麻二朝儿，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行侠仗义，为民除害，成就了一段传奇；没头没脑的青玄，别看模样儿不才，但也有独特的生活智慧，他的无忧无虑，他对人生的通透感，让人不由得心生感慨。郎纪山笔下的这些小人物，都是从“秫秫稞里钻出来的”，身上沾着露珠，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他们卑微与善良交织、笨拙与智慧并存，共同成为乡村人物画廊里不可缺少的风景。

郎纪山最拿手的还是写乡村旧事。这些旧事，大多是“苦事”，一根“被汗渍得油光发亮”的桑木扁担，能牵出一家三代人讨生活的辛酸故事；一个粮囤，映出村人对灾荒年景的恐惧和艰难度日的精打细算；一间四下透风的“灶火”，透显着老一代人生活的苦涩和艰辛；一个有百余年历史的石蒜臼，却给简单而粗糙的农家饭食平添了几分滋味。当然，也有“喜事”。农闲时节，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说书，听薛庆和拉得出神入化的坠胡，听娄天一高亢嘹亮的唱腔，听小扈声声入耳的“变腔”，听到紧要处，村民们伸颈屏息，眉蹙心揪。要不，就去村街上听戏。没有多少文化的乡民们说起唱曲子戏的赵尊玉、田瑞挺、介义太，唱梆子戏的贾妮儿、杨大申，唱越调戏的大金牙、孙书戴等名角，竟也是如数家珍。再不，就到村巷里听做小本买卖的生意人五花八门的吆喝声。缺吃少穿的庄稼人听了这些热闹，啥烦恼都忘了。如果哪里也不去，不妨躺在床上猜谜语，农村的谜语是“农家衣食住行的记录，是劳动生产场景的再现，是田野里的风，是村庄上空漂浮的炊烟”。

郎纪山的乡村旧事里，也有民间文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哪些蔬菜不能用来招待客人，若犯了乡间待客礼数中的大忌，是会得罪人的；出嫁闺女麦罢瞧娘，娘家人回礼时要送两把芭蕉扇、一个又长又圆的大菘瓜，这个礼数叫“送扇”；“磨豆腐”要分捡豆、泡豆、磨浆、滤渣、烧煮、点卤、撇浆、盛脑儿、压屉等环节；婚丧嫁娶置办酒席是有礼数的，找什么样的厨子、请什么样的陪客、通知哪些老亲旧眷以及酒桌怎么摆、座位怎么坐都是有规矩的。这些都是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民间智慧，是那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令人遗憾的是，郎纪山笔下的很多老物件都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郎纪山就像是一个乡村文化记忆的垂钓者，用手中的笔，钩沉和记录着那些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消失的事物。他的尝试和努力，不仅复原了几代人的传统文化记忆和生活记忆，也为农耕文明留存了一份逝去的乡愁。

郎纪山是一个有生活的人，他的文字自然率真、生动幽默，时不时蹦出来一句方言，冷不丁地点缀一两句俗语、歇后语，有细节、有温度、有质地、接地气，让人读起来很亲切。这都得益于作者流畅的语感和丰厚的生活积淀。当然，郎纪山散文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结尾雷同，存有“厚古薄今”倾向，且文化层面的开掘深度不够，这无疑对作者的理论认知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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