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新杰

我们村的春会，是农历二月初二。

过了元宵节，年味儿便一日日淡下去，我们对春会的期盼却日益迫切了。好不容易熬到了正月二十五六，街上便有人用白灰粉在路上画了方格，表明这里已经被占用了。再过两三日，各个方格里便摆上了菜摊儿、百货摊儿，支起了炸油条的大黑锅、搭起了卖包子或胡辣汤的简易棚。这时，街心正中的戏台轮廓也显露出来了。到了正月二十九晚上，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春会的第一场戏便开始了。

过会的时候，家长会给一些零花钱，加上过年时自己偷偷扣下的压岁钱，孩子们可以买些自己想买的东西。会上值得我们花钱的东西太多了，糖豆儿、瓜子、水枪、拨浪鼓、小人书……都让我们眼馋得挪不动脚步。口袋里那有限的钱就像是闷在巢中的鸟儿一样，纷纷飞出来找新的栖居地。春会共三天，但口袋里的钱往往到第二天就没了。

大戏开唱了，我们却熟视无睹。黑压压的看戏人群中，大多是爷爷奶奶辈儿的人。我们的乐园在戏台底下，这里可以打弹珠、玩三角儿，隔着台板缝隙还可以偷窥后台的情况。女演员优雅地嗑着瓜子，男演员跷着腿吞云吐雾，调皮的男孩儿，会拿了水枪到前台下，隔着台板射那白脸的奸臣，一本正经的白脸奸臣却是敢怒而不敢言，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每年过春会时，家里都会来不少亲戚朋友。每过一次春会，便会有多日的口福可享。在唱戏之前，一般都要请姥姥姥爷来看戏，直到看完他们再走。第三天是正会，其他的亲戚朋友才来。来的人都不空手，礼物则不一，有的提着新出锅的油条，用柳枝穿起来，黄灿灿的；有的提来成匣的果子，用牛皮绳捆着，整整齐齐的；还有提来一袋袋白砂糖的，就不太能引起我的关注了。

家里来了男客人，一般是要喝酒的。那时人们喝酒比较豪爽，大有不醉不归的架势。我常见到路边或庄稼地里有喝醉了的人滚作一团的，或是自行车扔在一边的。

正会的那天晚上会唱最后的一场戏。作为孩子，我们总觉得这三天的时间太短。有人满怀期待地问村里管事的人，明天还有戏没有？那人总是故弄玄虚地说：“明天还有！扒台戏。”那心急的孩子来不及听后半句话，便满心欢喜地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到了第二天，看到戏台已变得七零八落，才知是受了愚弄，但想一想来年的春会太遥远，便去玩别的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