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业

刘校（1477年~1519年），字宗道，今召陵区召陵镇人，明朝进士，授刑部主事。明武宗南巡之争时，因上疏劝阻被施杖刑而死，死后葬于归村。

笔者曾多次到归村探访，并查阅了很多有关刘校的史料。据《明史》记载，正德十四年（1519年）农历三月，明武宗下诏准备南巡。当时政局不稳，南巡要消耗大量人力、财力，各部大臣纷纷联名上书进谏，阻止武宗南巡。武宗大怒，惩罚了进谏的官员，被施杖刑身亡的官员有刑部主事刘校、照磨刘珏，工部主事何遵，兵部员外郎陆震，大理寺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司副余廷瓒，行人李绍贤、孟阳、詹轼、刘概、李惠等。虽然进谏官员受到处罚，但武宗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出巡。

笔者还查阅了《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以及《国榷》等书，关于刘校等人死因都有详细记载。

从史籍记载可见，刘校侍母甚孝。据《明史·刘校传》记载：“刘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严，偶不悦，辄长跪请罪，母悦乃起。……刘校杖将死，大呼曰：‘校无恨，恨不见老母耳！’子元娄，年十一，哭于旁。校曰：‘尔读书不多，独不识事君致身义乎？善事祖母及母，毋愧而父。’遂绝。”

明世宗继位后，此次南巡之争的官员均恢复官职或得到升迁，刘校也被平反，明世宗赐御碑记其功绩，又为其建陵园一座。陵园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破坏，一刘氏后人把御碑埋入地下，才得以保存。

笔者还在《郾城县志》中查找到了有关刘校的记载。明崇祯十年（1637年）李振声修订的《郾城县志》卷三中有多处关于刘校的记载；卷四记载的忠诚祠，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为赠尚宝卿死谏忠刘校建，在县东一里，岁设排夫三名，以供洒扫”。由此可知，刘校祠在郾城县城东。同书卷六记载有刘校事迹：“刘校，宗夏，其字，号南潀，领正德庚午（1510年）乡荐，登辛未（1511年）进士第，壬申（1512年）授刑部主事。癸酉（1513年）冬丁外艰，丙子（1516年）秋服，复除刑部主事。戊寅夏三载，考绩，推恩封其父母，南潀誓报国恩，常叹曰，士立朝，当忠烈以自树，若与时浮沉，不足为也，以法言，特不徇私……武宗将南巡，中外汹汹有异议，南潀奋然集僚友上章，止之。上震怒，杖之廷而死，享年四十有三。世宗嗣位，追赠谕祭，荫其子入太学，仍赠奉议大夫、尚宝司卿，给赐诰命，命礼部颁行祀乡贤祠。”民国23年（1934年）陈金台修订的《郾城县记》卷三记载：“忠诚祠在县东一里，明嘉靖二十三年许州知州张自良奉檄建，祠赠尚宝司卿、刑部主事刘校，牓曰忠诚。二十九年许州知州姚九功檄县重修，一统志作忠臣祠。”

据陈金台修订的《郾城县记》卷四记载，归村有刘校墓。而当地传说，刘校的老家在召陵区邓襄镇沱沟村。这是怎么回事呢？

沱沟村村民中代代相传一个故事：刘校被皇帝赐死，灵柩运回家乡，由于走在前面的报信人不知道沱沟村的位置，越过沱沟村，到了沱沟村西南十五里左右的留册桥村，误以为是刘（留）校老家，到村中一打听，却无人知道。古人有个风俗，报丧报错也得认，所以报丧人只好把刘校牌位安置在留册桥村。报信人骑马返回时，灵柩刚好走到归村。扶柩人以为沱沟村村民害怕受牵连，不敢相认，于是在归村买了一块地安葬刘校。其后人也在归村定居，后来才知是报信人报错了，所以刘校后人和沱沟村人世代都有往来。

沱沟村古称沱口镇，历史悠久。秦汉隋唐时期的汝河（后来称洄浀河）在这里蜿蜒东去，河面宽阔，水流平缓，适宜航运，是重要的运粮河。沱沟村几位老人告诉笔者，新中国成立前，归村刘姓人到五沟营去做生意（五沟营在沱沟村南，是当时有名的集贸中心)，走到沱沟村时就歇歇脚，会受到热情招待。

沱沟村几位老人还告诉笔者，刘校当官后，想把父亲接到京城享福，走到半路病逝了，刘校把父亲灵柩运回老家，埋葬在沱沟村的刘家祖坟。此事在《明史·刘校传》中有记载：“迎父就养，卒于途。校奔赴，抱尸痛哭几绝。面有尘，以舌舐而拭之。”

据说刘家祖坟内有十几块石碑，曾建有碑楼。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在沱沟村的一座小桥上见过两块石碑，碑上有“刘氏先茔”四个大字，碑文很长，大意是记述先人事迹，碑文后有很多刘氏人名，落款为大清康熙九年，字为楷书。这两块石碑后来修路时埋于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