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广

母亲是农村人，虽不识字，但不影响她是我合格的第一任老师。

母亲从小教育我要爱劳动。我刚记事时，姐姐放学下地割草，母亲就找出小篮、小铲给我，让我跟着姐姐学。草晒干后被储存起来作为雨雪天气和冬天喂羊用的饲料。我五六岁时就被母亲指派着和邻家老爷爷一起到河边放羊。眼见村里同龄小孩大多变着花样游戏玩耍，唯独自己天天放羊、割草，我委屈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母亲每次见我这样，总先表扬我再安慰、引导我。母亲的话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看到羊养大后卖掉换回的钱是家里的重要进项，认识到了自己劳动的意义，遂生出了“我年龄虽小但已在给全家做贡献”的自豪感，不再和别人家孩子比安逸，而是“我劳动我快乐”。我七岁入村小学上一年级，刚去三天，母亲要我退学再放一年羊。八岁上学后，母亲对我提出了要求：一是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好好学、不贪玩，父母没上过学，别指望父母教。二是放学到家要放下书包就干活儿，放羊、割草、拾柴，家里有需要的事就去做，眼里要有活儿，不要偷懒。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从没让家人操心，回到家下地割草做家务养羊基本没受影响。上初中后，为给家里多做点儿贡献，我天不亮就起床，带着扫把到河边人工林下扫树叶，早饭前装满大草篓背回家，连续几年解决了家中做饭烧柴问题。后来，我终于考上大学，毕业时有幸被省委组织部选定按党政领导干部培养。上班后，由于组织信任、同事支持，我的职级逐步提升。我知道，这都得益于母亲的影响，让我从小树立了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和以勤劳为荣的价值观，养成了不怕吃苦、不怕困难，闲时吃紧、以勤补拙的实干作风。

母亲做事是有章法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豫中农村，每逢春节、中秋节，亲戚间总是要走动的。从十岁开始，母亲便把节日走访亲戚的任务（特殊情况外）交给了我，稍大后我才明白母亲的用心和给我带来的好处——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末，小时候胆小内向，家里来人即便是认识的亲戚，也不敢上前打招呼。母亲指派我走亲戚，正是要我在“实战”中克服缺点。那年春节前母亲就对我说：“从今年春节开始，咱家走亲戚的事儿由你负责。”看我不高兴，就说第一次还由她带我去。去舅爷家前，母亲把舅爷家的情况、见面如何问候和答话、就餐时的礼节等嘱咐一遍；返回途中，母亲将我的表现一一点评，让我初步了解了走访亲戚时的流程和注意事项。次日去舅舅家，我带上母亲早早准备好的礼品就单独上路了。一天又一天，我感觉自己在进步，胆量大了许多。随后几年，我逐渐对节日走访驾轻就熟。

母亲是家庭的优秀管理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农村家庭仅能勉强吃饱饭，遇到修房、娶媳妇等大事很难应对。哪家儿子该娶妻了，若找不到儿媳是儿子慌、父母急；找到了嫌房旧或不够住，就得东拼西凑盖房修屋。房盖好了，媳妇娶进门了，欠的钱、借的粮该还了，几年翻不了身。这样的大事我家也有且样样都办了，吃饭穿衣基本没受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亲会持家。她常讲：“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才会穷。”母亲心里有中长期计划，也有年度计划。中长期计划如修房子、娶儿媳妇这类用钱多的事，大体需要储存多少粮、积攒多少钱，她会提前几年规划，一年跟着一年落实。这让我从小认识到管理（打算）的重要性，向往着长大后要做一个社会需要的管理者。走上领导岗位特别是担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后，我时常想起母亲持家管理的往事，由衷佩服老人家敏锐的领悟性和杰出的管理能力。

母亲注重家风传承。她常用“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担当”来激励我们父子要有男子汉的担当；常用“指亲戚，靠邻居，不如自己争点儿气”，引导家人把解决困难的立足点放在自己身上；时常强调做人要“站得正、行得直”，要谨记“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坚持“做老实人、干实在事”，提醒我们如何为人处事。母亲要求弟弟要尊敬哥哥姐姐，不准没大没小；也要求哥哥要做好榜样，关心妹妹弟弟。从我记事至今，我们兄弟姊妹一直遵从教诲、和睦相处，从未出现失礼争吵的尴尬情景。

母亲已离开我们八年了——那年农历腊月十五下午，她熟睡后再没醒来，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