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

一九九六年，把我送去师范读书之前，爸爸一直是走街串巷收破烂换碗的。我上师范后，他才和妈妈一起开始摆地摊卖水果。

我上班后的第二年，有次闲聊时，妈妈对我说，把我送去学校后，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妈妈是一个不轻易言苦的人，她说揭不开锅，那必定是日子过得难以想象的艰难。爸爸摆地摊，因我而起，我又怎会不记得？那年暑假，为了给我筹学费，一个月的时间，爸爸便白了头。

摆地摊容不容易我并不知道，只知道它让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有了保障。有次周末回家，刚好赶上我们村上有会。虽然十月的天气已经有些冷了，村里也没搭台子唱戏，不过毕竟是一年才一次的老会，人也不少。爸爸就让妈妈留在家里招待亲戚，他自己到当街去摆摊。平时都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因为人多的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那天我闲着，却不想跟爸爸一起去会上，不去的理由复杂又难以启齿：有虚荣心作祟，又有点儿害怕难堪，更不知道该怎么卖东西。

可我终究逃不掉。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妈妈要让我去给爸爸送饭。爸爸的地摊铺的是一张塑料薄膜和一条破席子，各种水果摆在上面。我到的时候，正有人讨价还价，我默默地站在顾客这边，不想过去，可是我又觉得要有点儿卖家的样子，并且要陪着爸爸才好。等爸爸谈拢价格称好水果，让我去收钱的时候，我稍微平静的心竟又惶恐起来。

又完成了两单生意后，爸爸终于吃上饭了。还没扒上两口，就见一个醉醺醺的男人来到了我家的水果摊前。那人一来就气呼呼的，发着脾气说要掀了我爸的摊子。当时的我，又怕又羞又恼，虽然没跟爸爸出来摆过地摊，我也知道无论做啥生意，最怕的就是有人闹事掀摊子。原来，上午的时候，男人五六岁的女儿经过水果摊前时，爸爸顺手给了她一个苹果。当然，那苹果是被硌到过的，卖相不好。那男人说我爸没给他女儿好苹果是小瞧了他，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爸爸一个劲儿地解释，对那个气势汹汹的男人说着好话。我站在边儿上哭，想要和他争辩，却被爸爸拉住了：“他喝成那样，你一个闺女家，和他争个什么。”我就一边哭，一边在心里埋怨爸爸的懦弱，也恨极了那个一身醉态的男人。最终，那醉汉还是被人拉走了，爸爸继续吃饭，我的泪水却总也止不住。爸爸让我回家，我却站着不动。可是杵在那儿，我又觉得自己很无用，啥也做不了。那一刻，我真恨自己不是个男孩儿，没有勇气去和那男人争辩一通、打上一架。那次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不在爸妈身边的日子里，它总让我不由自主地脑补爸妈摆地摊的情形，然后莫名地担心和牵挂。

我师范还没毕业，弟弟就上了高中；后来我毕了业，弟弟又去外地上大学。看我爸供出了两个大学生，村里就有人说：“摆个地摊卖水果得特别挣钱吧？”有人接了那人的话茬：“挣再多，那钱你也挣不了，那钱是人家俩人踩着冰凌茬子挣出来的。”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恰好也是我上班的第二年。那一年，我借钱给爸爸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一点儿也没犹豫。有了那辆车，爸爸和妈妈不用凌晨三四点起床，也不用再拉着装满几百斤水果的架子车赶几十里的路了。三轮车总能让他们省些脚力和时间。即便赶去摆摊的路上寒风依然刺骨，我也稍稍安心了一些。

爸爸的地摊上摆过蔬菜，摆过红薯，摆过粉条，摆过花生、瓜子……每年元宵节的前几天，爸爸的地摊上摆的是鲜红的蜡烛。

那年春节，妈妈的胳膊受了伤，不能和爸爸一起去摆地摊，我就带着孩子去替妈妈。对于摆地摊，我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纠结和无措。

正月十五前的那几天，村里基本上都没会，要卖蜡烛就得赶早集。没出正月的冷，一点儿不亚于寒冬腊月，那天的风似乎又格外大，街上被风刮得尘土飞扬，有车辆从地摊前飞驰而过时，更是让人睁不开眼睛。快中午的时候，人才开始多起来。不过也是问价的、货比三家的多，老百姓过日子，节俭已经成了习惯，所以即使是一两块钱的小蜡烛，直接决定买的人也很少。我却信奉顾客就是上帝的准则，始终满脸笑容地一一报价。没人时，爸爸对我说：“十几种蜡烛，一人问一遍价格，一人给他说一遍，你得说多少话呀，那样太累。”又说，“越是问来问去的人，买的可能性越小。”不过，我还是满脸笑容地一一回应，完全没了年少时的虚荣和拘谨。

弟弟参加工作没多久，就结婚生子了，有了小孙子后，爸爸和妈妈就不再摆地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