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玲

大概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要筹建粉条坊、搞副业。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平日里只知道从土里刨食的农民也开始心思活泛，想要挣点种地以外的钱了。那间小小的粉条坊让我们村突然有了巨大的吸引力，那几间原本平常的泥瓦平房似乎也笼罩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不仅同村的青年男女想去粉条坊上班，很多邻村的年轻人也慕名而来。

粉条坊最红火的那几年，我正读初中。已经年近四十的父亲母亲也去了粉条坊做工，成了粉条坊里年龄最长的工人。父亲在粉条坊烧锅，母亲则在厨房里给工人做饭。烧锅是技术活，是制粉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父亲懂技术、责任心强，时间久了，他成了粉条坊的“大拿”。

每天散工回来，母亲总要和父亲说说明天要炒什么样的菜、馒头要怎么发才能更好吃。父亲则和母亲说说白天发生的诸如谁讲了什么样的笑话、谁打算出去跑销售之类的故事。总之，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也因为粉条坊而丰富多彩起来。父亲甚至还被粉条坊的领导委以重任，去青岛出了一趟差，给粉条扩大了销路。

我上高中后，父亲母亲仍在粉条坊做工，他们踌躇满志地誓要把我送进大学。那些学费、生活费，就在父亲热气腾腾的烧锅里、在母亲蒸出的一锅又一锅馒头里攒出。

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发现家中大门紧锁，便径直推着自行车去了粉条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粉条坊。冬日的下午，粉条坊外一排排用木头搭成的架子上晾着刚吊出的粉条，白嫩、绵长，伸手轻触，软软的。粉条坊内，几个青年男女正围成一圈，不知道在进行哪一道工序，他们喊着口号，干得热火朝天。

同村的大香姑姑见我进来，很热情地招呼我说：“外面晾杆上是刚做出来的粉条，你尽管吃，别不好意思！”大香姑姑对我这读到了高中的小辈很是热情。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拈断了一根晾着的粉条，放进嘴里慢慢咀嚼，软糯湿滑，还带着微微的淀粉的甜涩。

母亲刚蒸出了一锅发好的大馒头，父亲烧锅也烧到了火候。尽管是冬天，但所有的人都淌着热汗。我瞬间觉得，我在学校学习实在算不得辛苦，若是不好好念书，怎对得起对我寄予厚望的乡亲和含辛茹苦的父母？

三年之后，我考入大学。在那座新兴的海滨城市，粉条是最常见的食物。每次端起饭碗，看着碗里的绵绵银丝，我都会想起家乡的老粉条坊，想起老粉条坊里父亲做的粉条，那是爹娘的味道，是生我养我的小村的味道。

再次回到小村，我已是一名教师。粉条坊已经关掉，父亲也已故去，大香姑姑已经嫁到了很远的地方。岁月悠悠，很多的人和事已经远去，但那曾经的老粉条坊，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