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梁

秋霜过后，红薯地里的红薯秧被霜打得枯萎了。藤蔓横七竖八地匍匐着，土地已经裸露出来。有些地方的土地被地下的红薯撑得开裂了，隐约可见里面硕大的红薯。

秋深露寒，天高云淡。父亲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他欣喜地说：“今年的红薯肯定大丰收！”说完，父亲开始指挥一家人出红薯。

我小时候很不喜欢田里的劳动，觉得太过辛苦，唯独乐意干出红薯、刨花生这类的事。大概是因为红薯、花生可以随刨随吃、劳动奖赏立竿见影吧。

父亲招呼我们先把红薯秧扒掉。我和哥哥一边扒红薯秧，一边观察哪个位置可能藏着个儿大的红薯。藤蔓长长，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扒起来并不省力，但我们干得很起劲。

开始出红薯了，父亲挥着铁镐，“嚓嚓”几声，几块红薯钻出地面。父亲指着一块最大的说：“瞧，这块红薯得有两斤重！”我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挥起铁镐刨起来。可是，我一镐下去，却发现地里的红薯被刨断了，红薯汁液溢了出来。我赶紧抓起一块，顾不得擦一把就啃了起来。刚刨出来的红薯甜度不够但清脆可口。

父亲见我出红薯的技术不过关，就派我收拾他刨出来的红薯。父亲自如地挥着铁镐刨出红薯，顺势一拎就把几块红薯拎了出来。我很纳闷：父亲怎么能如此精准地把红薯刨出来并且几乎没刨断过？父亲说：“成年累月在田里干活，对土地太熟悉了，一眼就能看出哪里有红薯，深浅都在掌握中。”是的，父亲把土地当成相濡以沫的老友，懂得它的语言、熟悉它的脾性。

红薯刨完后，父亲坐在田头抽着旱烟休息，我和哥哥则撒着欢儿。我们用铁锹翻找着看还有没有被遗落的红薯，偶尔刨出一两块，就像发现宝贝一样向父亲邀功。父亲不语，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哥哥要带我去烤红薯，对我来说，这是最快乐的事，也是出红薯的高潮。我跟着哥哥跑到不远处的土坡上，他找了好些鸡蛋大小的土块儿垒起一个小烤炉。我找来树枝和玉米秸在小烤炉下生起火来。火着起来了，我和哥哥被烟呛得直咳嗽。柴火烧了不少，土块儿烧红了，哥哥把红薯放进炉膛里，用烧热的土块儿盖在上面，最后用土埋起来，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我们跑回来，帮父亲把红薯收拾到小车上面。忙完后，我们奔向土坡。红薯已经熟了，哥哥拿起一个递给我。等滚烫的烤红薯在手里倒腾得不那么烫了，我便剥开外皮吃起来。烤红薯香甜软糯，我们吃得满嘴黑，还不忘给父亲带一个。父亲吃完烤红薯，招呼一声：“回家！”我和哥哥跟着父亲，像凯旋的大英雄一样，美滋滋地往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