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我和我的“李焕英”尽管血脉相连，但个性截然不同。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泼辣倔强的中年女人，风风火火、忙忙碌碌。书里关于妈妈温柔日常的细腻描写，我在她身上未得到丝毫印证。

印象里，她无所不能。除了操持家里的几亩薄田外，她还在农闲间隙打短工：在菜棚种菜、工地搬砖、食堂掌勺……像男人一样拼命挣钱，常常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可年年下来还是两手空空，因为她那时要供着仨孩子上学。

她嗓门大、脾气急，地里的庄稼被偷了，她就叉腰骂街；她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事无巨细，曾赶跑过我小学时成绩不好的玩伴，蛮横地制止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她秉持教好大的就会带好小的理念，时常对我棍棒加身，以此希望我做弟弟妹妹的好榜样。

她爱美又虚荣，最喜欢别人夸她身材好、不显老。买衣服跟着年轻人的款式走，瘦腿裤、雪纺裙，将传统的俗气与热闹诠释得淋漓尽致。我嫌弃她的大红大绿，她挑剔我一年四季黑白灰的单调，穿得还不如老太太鲜艳。

她奉行乡村文化，逢人三分熟，对陌生人也有着无限热情。我遵守城市法则，对人对事都隔着些许距离，即使熟人也疏离许多。

我断断续续从别人的话语里得知：上学时她是校篮球队的队员，跳跃的身影得到过一众目光的追随；她最大的梦想是能走出村子去当一名工人；她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衣服，不再一件“的确良”衬衣姐妹四人轮着穿，争来争去；她十四五岁时去许昌拉煤，往返六七十里，一天下来累得不轻……

我曾厌恶她的柴米油盐、市侩庸俗，却忘记她也曾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她不是超人，却为我、为家庭一点一点变得万能。尽管我们的习惯与观念如此不同，我却一直在按照她的模样长大、变老。